这五个人，是在蓼洲周公被捕时，因激于正义而牺牲的。到如今，当地贤德的士大夫向官府请求，清理魏忠贤废祠的旧址来安葬他们，并在墓前立碑，以表彰他们的义举。唉，这也真是隆重啊！这五人死后，仅隔十一个月就被安葬立墓。在这短短十一个月中，那些富贵子弟、志得意满之人，因疾病而死、死后默默无闻、不值一提的，已经很多了；更何况那些乡野间本来就没有名声的人呢？唯独这五人却如此显赫，为什么呢？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丙寅年三月十五日。我们复社中那些行为堪称士人表率的人，为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上路，哭声震天动地。锦衣卫按剑上前，喝问：“谁在为他哭泣？”众人无法忍受，把他们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身份巡抚苏州的是魏忠贤的党羽毛一鹭，正是他奉命逮捕周公；苏州百姓正为此痛心疾首，于是趁着他厉声呵斥，就喧哗着追赶他。毛一鹭躲进厕所才得以逃脱。事后，他竟以“吴民作乱”上奏朝廷，查办并处死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如今合葬在墓中的这五人。然而这五人被处斩时，神情昂扬，高呼中丞的名字痛骂他，谈笑自若地赴死。他们的头颅被挂在城楼上，脸色毫无改变。有位贤士大夫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人的头颅用匣子装好，最终与尸身合葬。所以如今墓中安葬的是完整的五具遗体。唉！在魏忠贤专权乱政之时，身为官员而能不改变志节的，天下之大，能有几人呢？而这五人出身平民，从未受过诗书教化，却能为大义激昂奋起，赴死而不回头，这又是为什么呢？而且当时假传圣旨频发，追捕东林党人的行动遍布天下，最终因我们苏州百姓这一奋起反抗，魏党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畏惧正义，不敢仓促发动篡位阴谋，直到崇祯皇帝即位后才畏罪自缢，这不能说不是这五人的力量啊！由此看来，如今那些高官显贵，一旦犯罪，有的脱身逃跑，远近不容；有的剪发闭门，假装疯癫不知去向，他们可耻卑劣的行为，与这五人的死相比，轻重究竟如何呢？因此，蓼洲周公的忠义显扬于朝廷，被追赠美谥，荣耀身后；而这五人也能修建坟墓，姓名刻在大堤之上，四方之士无不经过墓前祭拜哭泣，这真是百世难逢的际遇啊！否则，假使这五人保全性命，老死家中，享尽天年，人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奴仆使唤，又怎能令豪杰之士在墓前扼腕叹息，抒发志士的悲慨呢？因此我和复社的诸位君子，惋惜这座墓空有石碑而无铭文，于是写下这篇记，也是为了阐明生死的重大意义，说明普通百姓也能对国家社稷起到重要作用。贤士大夫是：太仆寺卿吴默（因之）、翰林文震孟（文起）、姚希孟（孟长）。
明朝诗人
张溥，字天如，号西铭，明代晚期著名文学家、学者，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卒于明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年），江苏太仓人。
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识，少年时即以才学闻名乡里。
张溥一生致力于经史研究、文学创作与学术组织，是明末复社的核心领袖之一。
张溥在文学上以散文著称，尤擅论说文与序跋，文风雄健有力，逻辑严密，气势磅礴，主张“经世致用”，强调文章应关乎国计民生，反对空谈心性。
他推崇秦汉古文，深受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家影响，其代表作《七录斋集》收录了大量政论、书信、序文与传记，体现了其经世济民的思想与深厚的文学功底。
其中《五人墓碑记》尤为脍炙人口，通过记述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事迹，弘扬正义与气节，成为明代散文中的名篇。
在学术方面，张溥以勤奋著称，相传他读书必手抄七遍，故自号“七录斋”，其治学态度严谨，整理编纂了大量文献。
他辑录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是研究中古文学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已散佚的诗文，对后世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张溥是明末复社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之一。
复社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为宗旨，集结了江南大批文人学者，倡导经世实学，批评时政，反对阉党余孽，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复社在明末士林中影响巨大，张溥以其卓越的才学与人格魅力成为精神领袖，被誉为“一代文宗”。
张溥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于其文学成就，更在于他将文学、学术与政治关怀紧密结合，体现了明末士人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精神风貌。
他的文章和思想对清代桐城派等古文流派产生了间接影响，其编纂的文献至今仍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不可或缺的资料。
张溥虽英年早逝，但其学术贡献与文学遗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后世尊为明末古文大家与启蒙思想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