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争
古诗原文
有德行,
有政事,
有言语、
文学,
其鄙有樊迟,
其狂有曾点。
孔子之师,
有老聃,
有郯子,
有苌弘、
师襄,
其故人有原壤,
而相知有子桑伯子。
仲弓问子桑伯子,
而孔子许其为简,
及仲弓疑其太简,
然后以雍言为然。
是故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
何其杂也?
”呜呼!
此其所以为孔子欤? 至于孟子乃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
杨墨之言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
能言距杨墨者,
圣人之徒。
”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
虽非其实,
而好辩之端,
由是启矣。
唐之韩愈,
攘斥佛老,
学者称之。
下逮有宋,
有洛、
蜀之党,
有朱、
陆之同异。
为洛之徒者,
以排击苏氏为事;
为朱之学者,
以诋諆陆子为能。
吾以为天地之气化,
万变不穷,
则天下之理,
亦不可以一端尽。
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
自力行而入;
子贡之一以贯之,
自多学而得。
以后世观之,
子贡是,
则曾子非矣。
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
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
夫所恶于杨墨者,
为其无父无君也;
斥佛老者,
亦日弃君臣,
绝父子,
不为昆弟夫妇,
以求其清净寂灭。
如其不至于是,
而吾独何为訾謷之?
大盗至,
胠箧探囊,
则荷戈戟以随之,
服吾之服,
而诵吾之言,
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
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
是亦不可以已乎? 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
见有稍异于己者,
则众起而排之,
此不足以论人也。
人貌之不齐,
稍有巨细长短之异,
遂斥之以为非人,
岂不过哉?
北宫黝、
孟施舍,
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
而孟子以为似曾子、
似子夏,
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 以为似曾子、
似子夏可也。
居高以临下,
不至于争,
为其不足与我角也。
至于才力之均敌,
而惟恐其不能相胜,
于是纷坛之辩以生。
是故知道者,
视天下之歧趋异说,
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
故其心恢然有余;
夫恢然有余,
而于物无所不包,
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
白话译文
从前孔子的弟子中,有擅长德行的,有擅长政事的,有擅长言语的,有擅长文学的;其中也有像樊迟这样被看作浅陋的,有像曾点这样狂放不羁的。孔子的老师,有老聃、郯子、苌弘、师襄;他的老朋友有原壤,相知的朋友有子桑伯子。仲弓曾问子桑伯子如何,孔子称赞他“简”,当仲弓怀疑他过于简慢时,孔子才肯定仲弓的看法。因此南郭惠子问子贡:“孔子的门徒,为什么如此混杂?”唉!这大概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的原因吧?
到了孟子,他说:“如今天下不是信杨朱就是信墨翟,杨墨的言论不停止,孔子的学说就不能显扬;能够用言论抵制杨墨的,才是圣人的门徒。”当时人们因此认为孟子好辩。虽然这并非事实,但好辩的风气,由此开始了。唐代韩愈排斥佛教和道家,受到学者称赞。到了宋代,出现了洛党、蜀党之争,还有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分歧。洛党之人以攻击苏轼为能事;朱熹一派的学者以诋毁陆九渊为本事。我认为天地之间的气化变化无穷,天下的道理也不可能用一种观点完全概括。从前曾子“一以贯之”,是通过亲身实践达到的;子贡“一以贯之”,则是通过博学多识获得的。从后世的眼光看,子贡是对的,曾子就错了。但孔子从未在他们之间加以区分,因为他的学说本就有包容性。我们之所以厌恶杨墨,是因为他们无父无君;排斥佛老,也是因为他们抛弃君臣、断绝父子、不承认兄弟夫妇关系,追求清净寂灭。如果他们的学说并未达到这种程度,我们又何必一味攻击呢?如果大盗来了,撬开箱子、探取口袋,我们自然会拿起武器抵抗;但如果穿着同样的衣服、诵读同样的经典,却在内部分裂争斗,这难道不应该停止吗?
如果不深入探究别人言论的是非,只要看到稍有不同,就群起而攻之,这不足以用来评判他人。人的相貌各不相同,稍有高矮胖瘦的差异,就斥之为“非人”,岂不太过分了吗?北宫黝、孟施舍离圣人的“勇”相差很远,但孟子却说他们“似曾子”“似子夏”。由此可见,诸子虽然表现不同,但说他们“似曾子”“似子夏”也未尝不可。地位高的人俯视下面,不会争斗,因为对方不足以与自己较量。只有当才力相当、互不相让时,才会产生激烈的争辩。因此,真正懂得大道的人,看待天下各种分歧的学说,都认为没有超出自己的道之外,所以内心宽广有余;内心宽广,就能包容万物,这正是孔子之所以伟大而无外在的边界的原因。
注释
- 樊迟:孔子弟子,曾问稼圃,被孔子视为“小人”,代表“鄙”。
- 曾点:孔子弟子曾参之父,性格洒脱,曾言“暮春者,春服既成……咏而归”,孔子赞之。
- 老聃:老子,道家创始人。
- 郯子、苌弘、师襄:春秋时贤人,孔子曾向他们学习礼乐。
- 原壤:孔子故人,行为放诞。
- 子桑伯子:隐士,孔子曾评其“简”。
- 杨墨:杨朱、墨翟,战国时与儒家对立的学派。
- 洛、蜀之党:北宋洛学(程颢、程颐)与蜀学(苏轼)之争。
- 朱、陆: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学术分歧。
- 北宫黝、孟施舍:《孟子》中提到的勇士,
诗人信息
刘大櫆
清诗人
刘大櫆,清代中期著名文学家、散文家,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
他出身于桐城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博览群书,青年时期即以文章闻名乡里。
刘大櫆一生仕途坎坷,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仅中举人,未获进士,长期以教书、游历、著述为生,晚年主讲于徽州紫阳书院等地,培养后学,影响深远。
刘大櫆是“桐城派”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被誉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另两位为方苞、姚鼐),在桐城派文论的建构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他继承并发展了方苞“义法”说,提出“神气、音节、字句”三位一体的散文理论,强调文章内在精神(神气)与外在形式(音节、字句)的统一,推动了古文写作由注重内容向注重艺术表现力的深化。
其理论对姚鼐及后世桐城派作家影响极大。
在文学创作上,刘大櫆的散文以雄浑刚健、气势充沛著称,善于通过精练的语言和富有节奏感的句式传达思想情感。
代表作如《观化》《息争》《焚书辨》《息耕录》等,既有哲理思辨,又具现实关怀,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
其文章风格既承唐宋古文传统,又具个人特色,被后人誉为“清刚之气,磅礴而出”。
刘大櫆还擅长诗赋,著有《海峰文集》《诗集》《论文偶记》等,其中《论文偶记》是其文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
在清代文学史上,刘大櫆虽不如方苞、姚鼐那样显赫于仕途,但其文学理论贡献和散文成就奠定了他在桐城派乃至清代古文运动中的核心地位。
他不仅是桐城派文风的重要奠基者,也是清代古文由复兴走向成熟的关键推动者。
后世学者评价其为“清文之雄”,其文论与创作共同塑造了清代中后期古文的主流风貌,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