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说李斯用荀卿的学说扰乱天下，这是不对的。秦国扰乱天下，并不需要等到李斯，李斯也从未用他老师的学说去游说秦国。
当秦国中期，秦孝公即位，任用商鞅。商鞅教孝公焚烧《诗经》《尚书》，明确法令，设立告发连坐之罪，禁止游说之士。凭借秦国有利的地理形势，推行严刑峻法，使秦国数代富强，兼并诸侯，直到秦始皇。秦始皇时期，只不过继续沿用商鞅的成法罢了。虽然李斯辅佐他，称赞这些政策便利，加剧了秦国的混乱，但即使李斯不这样说，秦始皇也会自行其是，毫不厌倦。为什么呢？因为秦国早就习惯了刻薄寡恩、严刑峻法，后世已把这些当作善政。
李斯揣摩秦始皇、秦二世的心理，知道不迎合他们的欲望就无法获得宠信。于是完全抛弃老师荀卿的学说，转而采用商鞅的法家之术；扫除夏、商、周三代先王的仁政，一切以自我放纵、专制独裁为治国之道，焚烧《诗》《书》，禁止学者，废除三代礼制而推崇督责之术。李斯并非践行自己的学说，只是趋炎附势罢了。假如他遇到的不是一味追求奢侈暴虐的始皇、二世，他的手段也不会如此，这不是为了行仁政，也不过是顺应时势而已。
君子做官，进身时不隐藏自己的贤能；小人做官，不管学问见识是否错误，即使有正确的学识，看到君主国家推行暴政，违背道义，在私下里痛心疾首，却在朝廷上夸夸其谈、阿谀奉承；明知不义却劝君主去做，借口说天下人会同情我无奈于君主，不会怪罪我；明知国家将亡还去助纣为虐，以为只要自己活着就能幸免。况且小人即使明知天下将乱，也终究不愿放弃眼前的富贵，用谋取富贵的手段，给天下留下祸患，自己却终身安享荣华，把灾祸留给后人，而他自己安然置身事外。唉！秦国还没灭亡，李斯就先遭受五刑，被灭三族。上天对恶人的惩罚，有时也确实应验啊！《易经》说：“眼瞎还能看，腿瘸还能走；踩到虎尾，被虎咬死，凶险。”能看能走是侥幸，最终遭凶，岂不是自找的！
况且人做善事才向别人学习，没听说做坏事还一定要向别人学。荀卿继承先王之道，赞美儒家的治国功效，虽有得失，但大体上掌握了治世的关键。苏轼却把李斯祸害天下的罪责归于荀卿，不是太离谱了吗？真正用所学害秦国的是商鞅；抛弃所学、转而用权术害秦国的是李斯。商鞅禁止游说之士，李斯却曾劝谏驱逐客卿，起初做法不同，最后却殊途同归，这难道是他的本意吗？宋朝时，王安石用自己平生所学，推行熙宁新法，后来章惇、曾布、张商英、蔡京之流，何曾真正学习王安石的学说？却借王安石的政令加速了宋朝的灭亡，和李斯、商鞅的情况很相似。世人说法家学说足以亡国，固然不错。
我认为，那些善于揣摩君主内心隐秘，一味曲意逢迎、随波逐流、迎合时好的人，才是最可怕的人啊！
清朝诗人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梦谷，安徽桐城人，清朝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家、教育家，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康乾盛世到嘉庆年间的变革，见证了社会的繁荣与衰落。
姚鼐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
他年轻时就以诗文著称，18岁时考中秀才，后因才华出众被推荐入京师国子监深造。
姚鼐在京期间，广泛结交文人墨客，与纪晓岚、袁枚等名流交好，深受他们的影响，文学造诣日益精深。
姚鼐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创作上。
他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章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义理、考据、辞章”为三大要素。
他的散文风格清新自然，语言精炼，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姚鼐的代表作有《登泰山记》、《游黄山记》等，这些作品不仅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观，更抒发了作者的豪情壮志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在教育方面，姚鼐同样成就卓著。
他曾任国子监博士、翰林院编修等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姚鼐还积极参与科举考试的改革，主张选拔人才应注重真才实学，而非死记硬背。
姚鼐在清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不仅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更是清朝散文的杰出代表。
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姚鼐的一生，是清朝文人的缩影，他的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