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思想
深层含义在于:良政不仅在于法令严明,更在于赢得民心;而百姓虽处底层,却能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正义与安定的渴望。诗中“誓不举家走”一句,既是对严武治下社会稳定的肯定,也隐含着对乱政下百姓流离失所的痛惜。全诗体现了杜甫“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是“诗史”中极具人文关怀的篇章。
我踏着木屐,漫步在春风之中,沿途每个村落都开满鲜花,垂柳依依。
一位老农因临近社日,热情邀请我品尝新酿的春酒。
酒兴正浓时,老人不住地夸赞新任县尹,说这是他这辈子从未见过的好官。
他回头指着大儿子说:“他是弓弩手,名字在飞骑兵籍上,长期服役已多年。
前些日子被放归务农,辛苦劳作只为养活我这衰朽的老父。
差役虽重,哪怕累死我也认了,决不会抛下家室逃亡。
今年要大办社祭,杜拾遗您能留下来参加吗?”
他大声招呼妻子打开大酒瓶,又从盆里取出酒来招待我。
我被这热情深深感动,心中明白这正是教化风化的首要体现。
虽然老人言语杂乱,但句句不离赞美县尹的话。
我清晨偶然出门,从卯时一直喝到酉时。
我久居他乡,珍惜这份淳朴的人情,怎能忍心拒绝邻家老翁的盛情?
他高声要儿孙拿果子栗子,我欲起身告辞,却被他一把拉住胳膊。
他指挥家人、安排酒食,看似无礼,我却丝毫不觉得村野粗鄙。
月亮升起时,他还拦着我不让走,嗔怪地问:“您喝了几升几斗?”
唐朝诗人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人称为“诗圣”。
他的一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开元盛世晚期、安史之乱后。
早年,杜甫出生于一个具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
他七岁开始学诗,十五岁扬名。
之后,他离开洛阳,过上“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南游吴越,北游齐赵。
天宝三载,杜甫回到洛阳参加科举,但未中。
天宝十载,向唐玄宗献赋,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到官职。
开元盛世晚期,杜甫的创作开始表现出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关注。
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但并未上任,改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十一月,杜甫回到奉先探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
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安史之乱后,杜甫的生活更加艰难。
至德二载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脱离长安,投奔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
乾元元年六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次年暮春,杜甫搬到秦州。
后因关辅大饥,杜甫来到四川成都。
在好友严武的帮助下,杜甫在城西浣花溪畔建茅屋居住。
广德二年,严武去世,杜甫离开成都。
大历三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夔州。
大历四年,杜甫五十九岁,到达江陵。
大历五年,杜甫离开江陵,前往公安。
大历六年,正月,由公安到岳阳。
后移居同登。
不久,从同登出发,入洞庭湖。
大历七年,杜甫思乡心切,在潭州稍作停留后,便直奔长沙。
杜甫的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真实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深刻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和同情。
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个性,语言精炼,格律严谨,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歌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首诗以白描手法真实再现了唐代农村社日饮酒的生动场景,通过一位普通老农的言行,展现了底层百姓对清廉官吏的深切感激与淳朴情感。全诗语言质朴自然,不事雕琢,却情感真挚,充满生活气息。杜甫以“我”为视角,层层推进,由景入情,由事及理,将个人体验与政治观察融为一体。
诗中“酒酣夸新尹”“说尹终在口”等句,侧面烘托出严中丞(严武)在地方治理上的政绩,反映出杜甫对良吏的推崇。而“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一句,既写百姓坚韧,也暗含对苛政的控诉——百姓宁死不逃,反衬出赋役之重。
结尾“仍嗔问升斗”,以幽默笔法收束,既表现老农的率真可爱,也体现杜甫对民间情感的尊重与融入。全诗结构松散却意脉连贯,语言口语化,极具生活真实感,是杜甫“诗史”风格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