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教诲，您指出“所谓‘定’，仍未能做到不动心，仍受外物牵累”，这是贤者深思熟虑后的见解，哪里还需要我多言！但我曾对此有所思考，斗胆献上关于“静定”的浅见，供您参考。
所谓“定”，是无论动还是静都保持安定；没有迎取或抗拒，也没有内外之分。如果把外物当作外在的东西，牵动自己去追随它，这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有内外之分的。如果认为自己的心随外物而动，那么当外物静止时，又有什么是内在的呢？这其实是刻意要杜绝外物诱惑，却不知真正的修养在于消除内外分别。一旦将内外视为两个根本，又怎能谈得上“定”呢？
天地运行的常态，是以寂静之心包容万物却不存私心；圣人的常态，是以平静之情顺应万物却不带私情。所以君子的修养，莫过于心胸开阔而大公无私，外物到来时自然顺应。《易经》说：“守正则吉，悔恨消亡，若心神不定、往来纷扰，众人就会顺从你的私念。”如果一味追求排除外物诱惑，就会像扑灭东边的火，西边又燃起，永远无法根除。不仅时间不够，而且外物纷扰无穷无尽，根本无法彻底清除。
人的情感各有缺失，所以难以契合大道，问题大多出在自私和用智。自私就无法把行动看作对外物的自然回应；用智就无法让明觉之心自然显现。如今怀着厌恶外物之心，却想照见无物之境，这就好比倒过镜子来找影像。《易经》说：“静止于背，看不见自身；行走于庭院，看不见他人。”孟子也说：“所厌恶的智巧，是为静止而凿窍。”与其认为静定不是外在而是内在，不如将内外一齐忘却。内外两忘，心境就澄澈无事；无事则安定，安定则明澈，明澈了又怎会因应接外物而受牵累呢？
圣人的喜悦，是因为事物值得喜悦；圣人的愤怒，是因为事物值得愤怒。因此圣人的喜怒不系于内心，而系于外物。这样说来，圣人难道不应接外物吗？怎能认为顺从外物是错的，反而追求内在才是对的？现在用自私用智所产生的喜怒，与圣人中正的喜怒相比，差别何其明显！人的情感中，最容易发作而难以控制的，莫过于愤怒。只要在发怒时，立刻忘掉愤怒本身，转而观察事理的是非，就能看出外物诱惑并不值得厌恶，对求道的理解也就差不多过半了。
心的精微之处，难以用言语完全表达，加上我向来不擅长文辞，公务又繁忙，未能深入思考，所言是否得当，还望回复。但大体意思，应当接近真理。舍近求远，古人早已批评，希望您明察裁断。
北宋诗人
程颢，字伯淳，号明道，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北宋五子”之一。
他生于公元1032年，卒于公元1085年，享年54岁。
程颢出生于洛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程颐的兄长，两人并称“二程”。
生平经历：
程颢自幼聪明好学，年十五，上书论时政。
宋仁宗皇祐二年，中进士。
初任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
宋神宗赵顼用王安石变法，实行新政。
程颢对此有所保留。
未几，被判武学、监汝州酒税。
宋神宗熙宁八年，徙知扶沟县。
宋神宗死，赵煦即位，任用司马光，恢复旧制。
程颢在宋哲宗即位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与朱光庭、贾易同时领导反变法派。
程颢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理学思想，他强调“天理”的存在，认为天理是一切事物的本源，这一观点对后世的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学成就：
程颢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
他的诗歌以清新脱俗、意境深远著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他的诗歌作品多表现了他对人生、自然的深刻感悟和哲理思考，如《春日》、《秋日》等诗，都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哲学思想。
程颢的诗歌在当时及后世都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历史地位：
程颢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他的理学思想上。
他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弟弟程颐共同开创了理学，对后世的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理学思想强调“天理”的存在，认为天理是一切事物的本源，这一观点对后世的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程颢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的理学思想也对后世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理学之祖”。
《定性书》虽为书信体散文，非传统诗歌，但其语言凝练、逻辑严密，具有强烈的哲理思辨色彩。全文以问答形式展开，层层推进，从批判“以内外为二”的错误认知，到提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修养境界，体现出程颢融合儒、道、释思想的理学特色。文中多次引用《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