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翰

张之翰，字周卿，号西岩，元代文学家，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元初至元大德年间。其生平事迹见于《元史》无传，然散见于地方志、文集序跋及同时代人诗文之中。张之翰为元初北方文人代表之一，曾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监察御史、松江知府等职，仕宦经历丰富，亦以诗文著称于时。

张之翰之文风以典雅清丽、理致明晰见长，尤擅碑铭、序记、书牍等应用文体。其诗则宗唐音，取法杜甫、韩愈，兼有白居易之平易与刘禹锡之清峻，风格沉郁顿挫，不事雕琢而气韵自生。元人戴良《九灵山房集》称其“诗格高古，有唐人之风，而文则醇正有法，非近世浮华者可比”。

元代文坛对张之翰评价颇高。虞集为元初文坛宗主，虽未直接评张之翰，但其在《道园学古录》中推重“北人雄浑，南人清婉”，而张之翰之文正可视为“北人雄浑”之代表。同时代人王沂在《伊滨集》中称：“西岩先生文如太羹玄酒，味之愈久愈醇；诗若寒松古柏，望之凛然有不可犯之色。”此评可见其诗文在时人心中兼具思想深度与道德风骨。

明代学者对其评价趋于客观与整理。杨士奇《东里集》提及张之翰，称其“为政有惠声，为文有古法，非徒以才学炫世者”。胡应麟《诗薮》则从诗歌角度评曰：“元初诗人，北方以张之翰、刘因并称，然张诗气格稍逊于刘，而情致过之。其《西岩集》中《过汴京》《登岳阳楼》诸篇，感慨兴亡，有杜陵遗意。”此论点出其诗在继承杜甫沉郁风格方面的成就，亦指出其情感表达之细腻。

清代学者对张之翰的关注更多集中于文献整理与文体辨析。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岩集》中评曰：“之翰诗古文词，皆有法度。其文多述时政、记名贤，质实有据，不事虚饰；诗则五七言律绝俱工，尤以五律见长，清刚之气，贯穿始终。虽未若刘因之深醇，亦元初北方文士之翘楚也。”此评较为全面，肯定其文体规范与思想内涵，同时将其与刘因并提，凸显其在元初北方文人群体中的地位。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虽未专列张之翰，但在“元诗选”条目中引其《送友人南归》诗，并评曰：“语淡而情长，意远而思永，有唐人送别之遗韵。”此评突出其诗歌的情感感染力与艺术韵味。

近代学者如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论元代文学时指出：“元初北方文人承金遗绪，重实用，尚气节，张之翰其选也。其诗文不尚奇诡，而重义理，不务华藻，而求达意，实开元明古文之先声。”此论将张之翰置于文学演变脉络中，肯定其承上启下的作用。

当代学者研究多结合其仕宦经历与时代背景。有论者指出，张之翰身处金元易代之际，其诗文多含兴亡之叹、士人节操之守，如《过汴京》诗“宫阙寒烟外，衣冠夕照中”，以景寓情，寄托故国之思，体现元初士人复杂的文化认同。其文集中大量为官员、隐士、儒生所作碑铭，亦为研究元代士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结构提供重要文本。

总体而言，历代文人学者对张之翰的评价集中于以下几点：其一，文风醇正，有古法，为元初古文典范；其二，诗宗唐音，尤近杜、韩，兼具气格与情致；其三，为人有气节，为政有惠声，文如其人；其四，虽未跻身元诗四大家之列，然实为元初北方文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代表，其《西岩集》为研究元代前期文学、政治与文化的重要文献。

张之翰之历史地位，非以惊世之才著称，而以稳健之格、守正之文、真挚之情，在元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堪称“北地醇儒，文林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