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

理学与文学融合：高攀龙将程朱理学思想融入诗文创作，强调“文以载道”，推动了明代后期理学文学的发展，影响了清代桐城派等注重道德教化的文人群体，使文学成为道德修养与心性表达的工具。

散文风格典范：其散文语言质朴刚健，结构严谨，注重义理与情感的统一，成为明清之际“实学”文风的代表之一。后世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在文章风格与思想深度上均受其启发。

书院讲学传统：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讲学不辍，其讲学语录与书信被广泛传抄，形成一种“讲学体”散文，影响了清代书院文学与语录体写作，使学术性散文在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道德人格典范：高攀龙以忠直刚烈、殉道守节的形象被后人尊崇，其人格精神成为士人文学中“士节”“气节”主题的重要象征，激励了明清易代之际遗民诗人的创作，如钱谦益、吴伟业等在其诗文中多次追怀。

东林诗人群体引领：作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顾宪成、钱一本、薛敷教等人共同构建了一个以讲学、议政、诗文唱和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其诗风重气节、尚实学，引导东林诗人摒弃浮华，追求“经世致用”的文学理念。

诗学主张影响：高攀龙主张“诗本性情，而必根于义理”，反对晚明竟陵派、公安派过度追求性灵与奇峭，强调诗歌的社会责任与道德内涵。这一主张在当时引起广泛共鸣，使许多士人重新关注诗歌的教化功能。

与文震孟、姚希孟等人的互动：高攀龙与晚明诸多文人学者有密切交往，其诗文与讲学内容通过书信、唱和传播，直接影响文震孟、姚希孟等后进诗人的思想与创作，推动了一种“以道统文”的文学风气。

政治与文学结合：高攀龙将政治批判融入诗文，其《病榻遗言》《与友人论时局书》等文兼具文学性与现实关怀，为同时代诗人树立了“文以议政”的榜样，促使更多文人将文学作为参与政治、表达清议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