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翰

张翰，字季鹰，西晋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晋惠帝时期。其生平以“莼鲈之思”闻名于世，是中国文学史上以个人情感与人生选择体现魏晋风度的重要诗人之一。虽存世诗作不多，但其人格风骨与文学意象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文人学者对其评价集中于其超脱名利、崇尚自然、重情守真的精神品格。

唐代以前：

张翰在《晋书·文苑传》中有传，房玄龄等撰《晋书》称其“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并记载其“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遂辞官归乡，留下“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之名言。此语被视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然、蔑视功名的典型代表，为时人所重。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亦载此事，归入“识鉴”门，评其“知几其神”，认为张翰能洞察时局之险（时齐王冏当权，政争激烈），主动抽身，实为智者。刘孝标注引《文士传》称张翰“性至孝，居母丧，哀毁过礼”，又“好善乐施”，可见其德行亦为时人所称。

唐代：

唐代文人多推崇张翰之“适意”人生。李白在《行路难·其三》中写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以张翰自况，表达厌弃仕途、追求自由之志。杜甫虽未直接提及张翰，但在《壮游》中“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等句，亦可见其对“适意”人生的向往，与张翰精神相通。

白居易在《偶作寄朗之》中言：“张翰一杯酒，陶潜一束书。”将张翰与陶渊明并列，视为隐逸高士之典范，肯定其淡泊名利、归心自然的生活态度。

宋代：

宋代文人更重人格与哲理，对张翰的评价趋于理性与哲思。苏轼极推崇张翰，在《书张翰帖》中赞曰：“张翰真达人也！秋风一起，思莼鲈而返，此非大丈夫之志乎？”又在《赤壁赋》中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之语，暗合张翰“适意”之旨。其《吴中田妇叹》中“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反衬张翰之“知几而退”，实为乱世中保全性命与心性之智。

黄庭坚在《书张翰帖后》评曰：“季鹰胸中无一点俗气，故能发此清兴。”认为其诗风清逸，源于人格之高洁。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论及张翰，虽未直接评价其诗，但言：“张季鹰秋风思归，乃见其真性情。今人营营于利禄，何曾知此？”肯定其情感之真挚与选择之清醒。

元代：

元代理学与隐逸文化交融，张翰形象被进一步理想化。刘因《静修文集》中称：“张翰以一脔鲈鱼，弃万钟之禄，非达者不能也。”强调其“达观”人生观。

明代：

明代文人重个性解放，张翰成为“性灵”文学的先声。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言：“昔人云：‘张翰思鲈，非为口腹。’此语最得性情之真。”认为张翰之思，非止味觉之欲，实为心灵之归。李贽在《焚书》中赞其“真率”，谓“张季鹰之归，是真情，不是做作”。

清代：

清代考据学兴盛，对张翰的评价趋于系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曰：“张翰之去齐王冏，非避祸也，避俗也。彼知功名之累性，故早脱身以全其真。”强调其主动选择之精神价值，而非被动避祸。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张季鹰一诗不传，而千古不朽者，以其有真性情也。”认为其文学价值不在辞章，而在人格之真。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晋诗》时提及张翰，言其“诗虽不多，而清拔有古意，风致自远”，肯定其诗风之清雅。

近现代：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将张翰列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之一，指出其“因秋风而思莼鲈”之举，“不是偶然的，是当时士人厌弃政治、追求自由生活的一种象征”。认为张翰之行为，实为对礼法与功名的反叛，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评张翰：“其去官归里，非为口腹，实乃心灵之觉醒。魏晋之际，士人始知人生有比仕宦更重要者。”将张翰视为中国士人精神独立之先声。

总结：

历代对张翰的评价，经历了从“识时务之俊杰”（南朝）到“清逸高士”（唐宋），再到“性灵典范”（明清），最终升华为“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之象征”（近现代）的演变过程。其文学成就虽不显赫，但其“莼鲈之思”已成为中国文化中“归隐”“适意”“真性情”的标志性符号。张翰之被铭记，不在诗之工巧，而在其以生命践行了一种超越功利、回归本真的生活哲学。正如清代赵翼所言：“张翰诗名不如左思、潘岳，然千载之下，令人想见其风流，盖以其人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