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清代中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诗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卒于嘉庆九年（1804年），山东诸城人。刘墉历仕乾隆、嘉庆两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以清廉正直、刚正不阿著称，民间有“刘罗锅”之誉。其诗文成就虽不及其在政治与书法上的影响显著，然亦有可观之处，历代文人学者对其评价多集中于其人格风骨、书法艺术与诗文风格的综合观照。

清代文人评价：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称刘墉“学问淹通，文章尔雅，而尤以书法名世”。他认为刘墉诗文“不事雕饰，而气格自高”，风格近于唐宋大家，尤近欧阳修、苏轼一路，重理趣而不失文采。

纪昀（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虽未专论其诗，但多次提及刘墉，称其“性峻洁，言谈有风骨”，其诗文“如其为人，清峻端严，不趋时好”。纪昀与刘墉同朝为官，私交尚可，对其文学态度持肯定态度，认为其诗文“不随俗流，自有真气”。

翁方纲为清代乾嘉时期重要诗论家、书法家，与刘墉并称“翁刘”，在书法上并称大家。他在《复初斋文集》中评价刘墉：“石庵诗不多作，然每出一篇，皆骨力坚苍，意境沉厚，不类馆阁体之浮靡。”他特别赞赏刘墉晚年诗风“老而弥辣，有山林之气”，认为其诗“得杜少陵之骨，而兼有苏子瞻之旷”。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提及刘墉，语带保留：“刘相国诗，庄重有余，风趣不足。然其《题画诗》《咏物诗》间有佳句，如‘孤云自去还’，‘寒山带月行’，清绝可诵。”袁枚重性灵，对刘墉诗风稍嫌板正，但仍承认其诗有可观之处。

晚清评价：

曾国藩在《曾文正公家书》与《读书录》中多次提及刘墉，称其“人品高洁，诗如其人，不染尘俗”。他在《十八家诗钞》中选录刘墉诗数首，评曰：“石庵诗不尚奇巧，而气骨峻拔，有大臣风度。其《秋怀》《山行》诸作，沉郁顿挫，近杜工部之遗意。”曾国藩尤重其诗中体现的“士大夫节操”与“经世情怀”。

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评价：“石庵公诗不多，然字字有来历，句句有风骨。其《题竹》《咏梅》诸作，清而不寒，劲而不厉，得中和之美。”他认为刘墉诗虽非高产，但“每篇皆经锤炼，有金石之声”。

近代评价：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虽未专论刘墉诗，但在论及乾嘉士风时指出：“刘石庵以相国之尊，而能守清节，其诗文亦如其行，不阿权贵，不趋时好，有古大臣之风。”梁启超更看重其人格对文学的影响，认为其诗“非以才情胜，而以气节胜”。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评刘墉诗：“石庵诗少作，然其晚年之作，沉郁苍凉，有杜之骨而减其悲，有苏之气而敛其放。其《夜坐》《读史》诸诗，每见忧时念乱之思，非徒咏物写景而已。”钱钟书特别指出刘墉诗中“士人忧患意识”的深层价值。

现代学术评价：

当代学者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刘墉虽以政事与书法著称，但其诗文亦有清刚之气，不染时俗。其诗风近于‘桐城派’之重义理、尚气格，然又具个人清峻之风，是清代中期士大夫文学的典型代表之一。”

学者蒋寅在《清代诗学史》中认为：“刘墉诗在乾嘉诗坛虽非主流，但其‘以人立诗’的写作路径，体现了传统士大夫‘文以载道’的理想。其诗不炫才，不逞巧，而重人格之投射，是清代‘道德—文学’合一传统的延续。”

总体评价：

历代文人学者对刘墉的评价，多将其诗与其人格、政事、书法并观，认为其文学成就虽非登峰造极，然“诗如其人”，清正刚直，不媚俗流。其诗风以沉郁、清峻、典雅为主，少浮华之辞，多忧世之思，体现清代中期士大夫的道德理想与审美取向。虽产量不多，然篇篇有骨，字字含情，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尤以“清臣之诗”著称，为后世所重其风骨而非其才情。

刘墉之诗，非以才情惊世，而以气节立名，其历史评价，终归于“文以人重”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