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离城大约七八里，山不高，也没有深谷幽壑，只因靠近城市，所以箫声鼓乐、楼船游舫，天天不断。每逢月夜、花朝、雪夜，游人往来，络绎不绝，尤以中秋最为热闹。
每到中秋，全城百姓倾巢而出，携手而来。上至士绅官宦，下至贫民百姓，无不盛装打扮，铺席设宴于路边。从千人石到山门，人群密集如鱼鳞，歌板堆积如山，酒杯倾倒如云，远远望去，像大雁落在平沙，彩霞铺满江面，声如雷鸣电闪，难以形容。
刚开始设席时，唱歌的有成百上千，声音嘈杂如群蚊聚集，听不清唱什么。分组比赛后，以歌喉相争，雅俗分明，美丑自现。不久，能随着节拍手舞足蹈的只剩几十人；接着明月升空，月光如白练铺地，那些粗劣的歌声戛然而止，能应和歌唱的只剩三四组；一人吹箫，一人吹笛，一人缓缓击板而歌，箫声与人声相和，清亮透彻，令人心醉。等到夜深，月影斜照，水中倒影凌乱，连箫板也不用，一人登台，全场屏息，声音细如游丝，却响彻云霄，每唱一字，几乎用尽一刻钟，飞鸟为之盘旋，壮士听后落泪。
剑泉深不见底，崖壁陡峭如削。千顷云与天池诸山相映成景，山峦争秀，最适合宴饮宾客。但午后阳光刺眼，不宜久坐。文昌阁景色也不错，傍晚的树木尤其可观。北面是平远堂旧址，空旷无边，仅见远处一点虞山，堂早已荒废，我与江进之曾商议重建，并打算在其中祭祀韦应物、白居易等人；但不久我生病，请求辞官，恐怕进之的热情也消退了。山川的兴衰，确实要看时机啊！
我在吴地任职两年，六次登虎丘。最后一次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升起。歌者听说官员到来，纷纷躲藏。我对进之说：“官帽何其专横，差役何其庸俗！将来我辞官后，若再不听曲于此石上，有如此月！”如今我幸而辞官，成了吴地之客。虎丘的月亮，还记得我当初的话吗？
明代诗人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明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散文家，湖北公安人，生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是晚明“公安派”的领袖人物。
袁宏道早年科举入仕，曾任吴县知县、顺天府教授、吏部郎中等职，但为官清简，不慕荣利，后辞官归隐，专心著述与游历山水，追求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
袁宏道在文学上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文学创作应抒发真情实感，反对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模拟之风。
他提倡“性灵说”，认为诗文应以表达个人性情为本，语言自然清新，反对雕琢堆砌。
这一主张对晚明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文学从形式主义向个性表达的转变。
在诗歌创作上，袁宏道擅长写景抒情，语言明快流畅，意象生动，多描写自然风光与闲适生活，体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和生活情趣。
其诗风清新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代表作如《初至西湖记》《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不仅为散文佳作，也蕴含诗意。
他的小品文尤为出色，被后人誉为“小品圣手”，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袁宏道还精于文学批评，著有《袁中郎全集》《觞政》《瓶史》等，其中《叙小修诗》系统阐述其性灵文学观，成为公安派理论的纲领性文献。
他推崇白居易、苏轼，主张向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汲取养分，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
历史地位方面，袁宏道是晚明思想解放与文学革新的重要代表。
公安派以“性灵说”为核心，打破古典文学的教条束缚，开启了明末清初文学向个性化、生活化发展的趋势，对后来的竟陵派乃至清代性灵诗派均有深远影响。
袁宏道本人被视为明代文学由复古向性灵转型的关键人物，其文学思想至今仍被广泛研究与推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虎丘记》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秋虎丘游人如织、歌乐鼎沸的盛况，并通过声音由喧杂到清越的变化，展现艺术从俗到雅的升华过程。文章结构清晰，层层递进，先写景，再写人，继而写声，最后抒怀，情景交融，意境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