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玄是丘长孺父子的文会成员。他的文章虽然不如丘氏父子，但他为人质朴实在、有羞耻心，不肯参与讲学，这反而令人欣赏，所以我喜欢他。他并非亲眼见过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也没见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只是看到如今那些讲周程张朱之学的人，便以为周程张朱本人也就是这般模样，因此感到羞耻而不肯讲学。不讲学固然有错，但如果能让学者因羞耻而不去讲学，认为周程张朱最终也不过如此，那么如今那些讲周程张朱之学的人就该被谴责了。郑子玄认为，那些讲周程张朱的人，嘴上说仁义道德，心里却想着高官厚禄、巨万家财；一旦得了高官巨富，仍然大谈道德仁义，还振振有词地说：“我要整顿风俗、教化世人。”在他看来，败坏风俗、伤害世道人心的，没有比讲周程张朱之学更严重的了，因此更加不信这套学说。不信，所以不讲。这样看来，不讲也未必是过错。
有个姓黄的人路过这里，听说他从京城去长芦“抽丰”（打秋风），后来长芦的长官调任别处，他又跟到九江，遇到一位显贵，便抛弃旧主，转而追随新贵，顶风冒寒，不顾年老体衰和生死安危。到了麻城，他见我说：“我想去游嵩山、少室山，那位显贵也想去，拉我同行，所以到了这里。但他只让我在城里等他，不能留宿。等我回来时还会经过这里，到时可以多住几天再走，现在匆匆告别，实在舍不得啊。”他说得如此动情，真实情况又如何呢？我推测他其实是舍不得林汝宁那里的好处罢了。林汝宁之前三次任职，他没有一次不去，每次去都满载而归，至今还不满足，就像饿狗惦记隔天的粪便一样，竟敢骗我说要去游嵩少。他用“游嵩少”来掩盖去林汝宁那里“抽丰”的真实目的，来讨好我；又怕林汝宁怀疑他是又来投靠自己，便又说“舍不得李卓吾，会再来拜访李卓吾”，以此讨好林汝宁：名利双收，行为周全。我和林汝宁几乎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自知，这手段不可谓不巧妙！如今那些讲道学的人，不正是如此吗？
由此看来，如今所谓的“圣人”，和所谓的“山人”其实是一路人，只不过有幸与不幸的区别罢了。有幸能写诗，就自称“山人”；不幸不会写诗，就推掉“山人”之名，改称
明代诗人
李贽（1527年－1602年），原名林载贽，后改姓李，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
他出身回族家庭，自幼受儒家教育，但思想不拘一格，敢于挑战传统权威。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历任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等职。
晚年辞官，长期在湖北黄安、麻城等地讲学著述，与耿定向等学者展开激烈思想论争。
李贽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成就集中于哲学、文学批评与史学领域。
其代表作包括《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潭集》《史纲评要》等。
他主张“童心说”，认为人应保持纯真本心，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批判程朱理学对思想的束缚，提倡个性解放与独立思考。
在文学上，他推崇自然真情的表达，高度评价《水浒传》《西厢记》等通俗文学作品，打破雅俗界限，推动文学批评的平民化与个性化。
李贽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强调个体价值、怀疑权威、反对盲从，被后世视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言论触怒了当时统治阶层，万历三十年（1602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被捕入狱，同年自尽于狱中，成为思想史上的悲剧人物。
尽管生前备受打压，李贽的著作被多次禁毁，但其思想影响深远。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皆受其启发；
近代以来，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学者高度评价其批判精神与自由思想。
李贽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为明代最具叛逆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思想家之一，其“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宣言，成为中国思想解放史上的标志性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