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文章，又是用来代替语言表达内心的。经过层层转达，即使写得通畅明白，也已经不如直接说话那样真切了，更何况能完全传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呢？所以孔子谈论文章时说：“言辞能表达意思就够了。”能不能“达意”，是区分文章好坏的关键。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文章，没有不能达意的。现在的人读古代文章，不能立刻理解，就认为古文深奥难懂，今人写文章就不该平易通俗。其实时代有古今之分，语言也有古今之别，今天人们觉得奇怪的难字奥句，怎么知道不是古代街头巷尾的口语呢？《方言》记载楚地人称“知”为“党”，称“慧”为“䜏”，称“跳”为“踅”，称“取”为“挻”。我生长在楚国，从未听过这些说法，可见今语不同于古语，这是其中一个例证。所以《史记》在记载五帝三王的事迹时，把很多古语改为当时的通用字，如“畴”改为“谁”，“俾”改为“使”，“格奸”改为“至奸”，“厥田”“厥赋”改为“其田”“其赋”，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左传》距离古代还不算太远，但其中的字句，也并未完全模仿上古语言。司马迁距离《左传》作者也不远，但《史记》的句法字词，也并未完全模仿《左传》。到了今天，上推西汉，已经过去不知几千年了。连司马迁都不能完全模仿《左传》，而今天的人却想同时模仿《左传》和《史记》，这不是很荒谬吗？中间经历了晋、唐、宋、元，文人并不少，但没有人公然剽窃古文，据为己有。韩愈喜欢新奇，偶尔为之，如《毛颖传》之类，只是一时游戏之作，其他文章并非如此。 李梦阳（号空同）不懂这个道理，每篇文章都模仿古人，还自称“返归正道”。后来的文人就把这当作定例，如同法令一般。只要有一句话不像古人，就大怒，骂为“野路恶道”。其实李梦阳的模拟，只是他一个人开创，尚且不算太令人讨厌。等到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以讹传讹，越来越差，就不值得看了。而且李梦阳的文章，还多有自己真实的想法，叙事抒情，往往生动逼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使用的地名、官职都采用当时的制度。现在的人却嫌弃当时制度不够文雅，改用秦汉时期的官名和地名来写文章，看起来如果不查《一统志》，几乎不知道写的是哪个地方。其实文章的好坏，并不在于地名和官名。司马迁文章的优点在于叙事如绘画般生动，议论高远超越；而当今一些说法却认为，西汉以后，封建制度、宫殿名称、官职郡县名称都不够雅驯，即使司马迁复生，也写不出好史书。这说明这些人连司马迁的优点都没能理解，更不用说模仿司马迁了。 有人问：如果按你的说法，难道不必学习古文吗？我回答说：古文贵在“达意”，
明朝诗人
袁宗道，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代文学家，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人，生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卒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年仅三十六岁。
袁宗道与其弟袁宏道、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是明代“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之一，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当时文坛上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风。
袁宗道早年以科举入仕，万历十四年（15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编修，参与国史编纂，官至右庶子。
他为人清正，治学严谨，虽仕途不显，却在文学与思想领域影响深远。
他深受李贽“童心说”影响，强调文学创作应抒发真情实感，重视个性表达，推动了明代中后期文学由复古向性灵转变的潮流。
在文学创作上，袁宗道以散文成就最为突出，其文章清新自然，语言简练，情感真挚，代表作如《论文》《读渊明集》《龙湖》《李卓吾》等，既具哲理性，又富文学美感。
他的诗文主张打破唐宋以来的格套束缚，提倡“真”“趣”“淡”，为公安派文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其诗风冲淡平和，多写山水、读书、人生感悟，虽不以辞藻取胜，却以意境深远见长。
袁宗道虽英年早逝，但作为公安派的理论奠基者和精神领袖，其文学主张通过其弟袁宏道、袁中道的继承与发展，广泛传播，对晚明小品文的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安派提倡的“性灵说”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打破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垄断局面，推动了文学向个性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在历史地位上，袁宗道被视为明代文学由复古转向性灵的关键人物。
他与三袁兄弟共同开创的公安派，是明代中后期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对清代乃至近代文学思想亦有深远启发。
其作品与理论至今仍被学者重视，是中国古代文学由古典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