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墙这门手艺，是低贱而辛苦的。但有人从事它，神情却显得自得其乐。听他说话，简明而透彻。问他姓名，姓王，名承福，世代是京兆长安的农夫。安史之乱（天宝之乱）爆发后，被征召为兵，持弓箭十三年，立下军功，获得官勋，却放弃官位回乡。此时田地已失，只得靠抹墙（手执泥镘）谋生，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他寄居在城中房东家里，按时支付房租和饭钱。根据当时房租饭钱的贵贱，调整自己抹墙的工价来偿还；若有剩余，就分给路边残疾、病弱、饥饿的人。
他又说：“粮食是耕种得来的；布匹和丝绸，必须养蚕纺织才能制成；其他维持生活的东西，都要靠人力才能完成；我都依赖它们。但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做，理应各自发挥所长，互相依存。因此，君主是管理我们生存的人；百官是执行君主教化的人。职位有大小，只看能力是否相称，就像器皿各有容量一样。吃人家的饭却懈怠工作，必定遭受天灾。所以我一天也不敢放下泥镘去玩乐。抹墙容易掌握，可以靠力气完成，确实有功效；拿工钱虽然辛苦，但问心无愧，我心安理得。体力容易勉强而有成效，心智却难以勉强而变得聪明。出力的人被别人使唤，用心的人使唤别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只不过选择那种容易做到、无愧于心的事来做罢了。
“唉！我拿着泥镘出入富贵人家已有多年。有的地方只去过一次，再经过时已成废墟；有的去过两次、三次，后来再去，也成废墟了。问邻居，有的说：‘唉！主人犯了罪被杀。’有的说：‘主人死了，子孙守不住家业。’有的说：‘死后财产被官府没收。’我由此想到，这不正是‘吃人家的饭却怠于职守，因而遭到天谴’吗？不正是‘勉强用智谋却能力不足，不衡量才能是否相称就冒然担当重任’吗？不正是‘做了很多可耻的事，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吗？还是因为富贵难以长久保有，功劳微薄却享受丰厚呢？或者兴盛衰败本有定数，来来去去不能永恒？我心中怜悯，因此只选择自己能力所及的事去做。喜欢富贵、厌恶贫贱，我难道和常人不同吗？”
他又说：“功劳大的人，自然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妻子和儿女，都是靠我养活的人；我能力薄弱，功劳小，没有家室也可以。再说，我本是个劳力者，如果要建立家庭却力不从心，那心里也会劳累。”一个人同时承担两种责任，即使是圣人也很难做到。
我韩愈起初听了很疑惑，接着仔细思考，觉得他大概是个贤人，大概就是所谓“独善其身”的人。但我也有批评：说他为自己考虑太多，为别人考虑太少。他是不是学杨朱的学说呢？杨朱的主张，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汗毛去利天下。而这个人认为成家是劳心的事，不肯动一点心思去抚养妻子儿女，又怎会愿意劳心去为别人做事呢？尽管如此，比起世上那些总怕得不到、得到又怕失去，为满足私欲而贪婪无道、最终丧命的人，他可要强得多了！而且他的话中，有些可以警醒我的，所以我为他作传，以作自我反省。
唐朝诗人
韩愈，字退之，自号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被誉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他出生于唐朝中后期，即公元768年，卒于公元824年，享年57岁。
韩愈出生于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后迁至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
韩愈自幼聪明好学，博学多才。
他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考中进士，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韩愈曾任过国子监博士、吏部侍郎等职，他的政治主张以儒家为主，强调道德修养和仁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成就方面，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学应具有教化功能。
他的诗歌、散文等作品风格雄浑、气势磅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韩愈的散文被誉为“韩文”，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是唐代散文的典范。
他的诗歌则以豪放、激昂著称，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作品，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
历史地位方面，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的弟子众多，如李翱、皇甫湜等，他们继承并发扬了韩愈的文学和思想，对唐代乃至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愈的一生，无论是在政治、教育还是文学领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