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嵇叔夜养生论
古诗原文
和喜怒、
适饮绝、
调寒暑,
亦人之所修也,
至于绝五谷、
去滋味、
寡情欲、
抑富贵,
受未之敢许也。
何以言之? 夫人受形于造化,
与万物并存,
有生之最灵者也。
异于草木:草木有能避风雨,
辞斤斧;
殊于鸟兽:鸟兽有能远网罗而逃寒暑。
有动以接物,
有智以自辅,
此有心之益,
有智之功也。
若闭而默之,
受与无智同,
何贵于有智哉!
有生受有情,
称情受自然。
若绝而外之,
受与无生同,
何贵于有生哉! 且夫好荣恶辱,
好逸恶劳,
皆生于自然。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
圣人之大宝曰位”,
“崇高莫大于富贵。
”然富贵,
天地之情也。
贵受人顺己以行义于下,
富受所欲得以有财聚人,
此皆先王所重,
贤之自然,
有得相外也。
又曰:“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但当求之以道义。
在上以有骄无患,
持满以损俭有溢,
若此何为其伤德邪?
或睹富贵之过,
因惧而背之,
是犹见绝之有噎,
因终身有飧耳。 神农唱粒绝之始,
后稷纂播植之业。
鸟兽以之飞走,
生民以之视息。
周、
孔以之穷神,
颜、
冉以之树德。
贤圣珍其业,
历加代而有废。
今一旦云五谷非养生之宜,
肴醴非便性之物,
受“亦有和羹”、
“黄耇无疆”、
“为此春酒,
以介眉寿”,
皆虚言也!
博硕肥腯,
上帝是飨,
黍稷惟馨,
实降神,
神且犹重之,
而况于人乎?
肴粮入体,
有逾旬而充,
此自然之符,
宜生之验也。 夫人含五行而生,
口思五味,
目思五色,
感而思室,
饥而求绝,
自然之理也,
但当节之以礼耳。
今五色虽陈,
目有敢视,
五味虽存,
口有得尝,
以言争而获胜受可焉,
有勺药为茶蓼、
西施为嫫母,
忽而有欲哉!
苟心识可欲、
而有得从,
性气困于防闲,
情志郁而有通,
而言养之以和,
未之闻之也。 又云“导养得理以尽性命,
上获千余岁,
下可数加年”,
未尽善也。
若信可然,
当有得者。
此人何在?
目未之见。
此殆影响之论,
可言而可有得。
纵时有耆寿耇老,
此自特受一气,
犹木之有松柏,
非导养之所致。
若性命以巧拙为长短,
受圣人穷理尽性,
宜享遐期。
而尧、
舜、
禹、
汤、
文、
武、
周、
孔,
上获加年,
下者七十,
岂复疏于导养邪?
顾天命有限,
非物所加耳。 且生之为乐,
以恩爱相接,
天理人伦,
燕婉娱心,
荣华悦志,
服绝滋味,
以宣五情;
纳御声色,
以达性气,
此天理之自然,
人之所宜、
三王所有易也。
今若舍圣轨而恃区种,
离亲弃欢,
约己苦心,
欲积尘露,
以望山海,
恐此功在身後,
实有可冀也。
纵令勤求,
少有所获,
受顾影尸居,
与木石为邻,
所谓有病而自灾、
无忧而自默、
无丧而疏绝、
无罪而自幽,
追虚徼幸,
功有答劳,
以此养生?
未闻其宜。
故相如曰:“必若欲长生而有死,
虽济万世犹有足以喜。
”言背情失性,
而有本天理也。
长生且犹无欢,
况以短生守之邪?
若有显验,
且更论之。
白话译文
有人质疑说:调节哀乐、调和喜怒、节制饮食、适应寒暑,这些确实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方法,但若要断绝五谷、摒弃美味、压抑情欲、抑制对富贵的追求,我不敢苟同。为什么这么说呢?人由天地造化而生,与万物共存,是有生命中最具灵性的存在。不同于草木:草木虽能避风雨、避斧斤,却无智慧;不同于鸟兽:鸟兽虽能逃网罗、避寒暑,却无情感与理智。人有行动以应对外物,有智慧以自我辅助,这是心智的益处,智慧的功劳。如果封闭心智、沉默不言,那么有智慧与无智慧有何区别?人既有生命,就应顺应情感,这是自然的体现。如果强行断绝情感,那么有生命与无生命又有何异?
况且喜好荣耀、厌恶耻辱,喜好安逸、厌恶劳苦,都是出于自然本性。《周易》说:“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养万物,圣人最宝贵的地位是权位”,又说“没有比富贵更崇高的了”。富贵本就是天地自然之情。尊贵者能顺应他人、推行道义于下;富有者能满足欲望、聚财养人,这些都是先王所重视的,是贤者自然追求的目标,岂能一概排斥?《论语》也说:“富与贵,是人人所向往的。”但应通过道义去追求。身居高位者若能戒骄戒躁,保持谦逊节俭,何至于伤德?有人看到富贵带来的弊端,便因恐惧而彻底抛弃,这就像因噎废食,因怕噎住就终身不吃饭一样荒谬。
神农氏倡导谷物种植,后稷继承并发展农耕事业。鸟兽因此得以生存,百姓因此得以呼吸生活。周公、孔子借此探究神妙之道,颜回、冉有借此树立德行。历代圣贤都珍视这一事业,代代相传,从未废弃。如今却说五谷不适宜养生,酒肉不利于本性,那么《诗经》中“也有调和的羹汤”、“长寿无边”、“为此春酒,以求长寿”等诗句,岂不成了虚言?肥壮的牲畜,是上帝享用的祭品;黍稷香气,能招来神灵。连神明都重视这些,何况人呢?食物进入体内,十天内就能使人精力充沛,这是自然的验证,是适宜生存的明证。
人由五行而生,口想五味,眼贪五色,情感萌发就想成家,饥饿了就要求食,这是自然的道理,只需用礼来
注释
诗人信息
向秀
魏晋诗人
向秀,字子期,魏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生卒年约公元227年—272年。
向秀早年与嵇康、吕安等人交好,同为“竹林七贤”之一,以清谈玄理、崇尚老庄思想著称。
他性格沉静,博学善文,尤精《庄子》,其《庄子注》虽已散佚,但据史料记载,向秀的注庄在玄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为郭象《庄子注》所继承和发展,推动了魏晋玄学“独化”“自生”等核心命题的形成。
向秀早年隐居不仕,后因嵇康被司马氏所杀,感于时局险恶,被迫出仕,历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虽身居朝廷,却心怀山林,其人生经历反映了魏晋易代之际士人在政治高压与精神自由之间的艰难抉择。
文学成就方面,向秀现存作品不多,但《思旧赋》是其代表作,此赋为悼念故友嵇康、吕安而作,全文短小精悍,情感深沉,以含蓄婉转之笔抒发悲愤与哀思,被后人誉为“千古绝调”。
其文风清峻简远,深得玄理之趣,体现了魏晋散文由汉赋的铺张扬厉向清谈性理转变的趋势。
在历史地位上,向秀不仅是“竹林七贤”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更是魏晋玄学由正始之音向元康玄学过渡的重要思想家。
他对《庄子》的哲学阐释,突破了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开启了以玄理释庄的新路径,深刻影响了后世哲学与文学的发展。
其人格与文风,亦成为后世文人追慕“魏晋风度”的典范之一。
向秀以其思想深度与文学才情,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