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虽以政治与军事才能著称，但其文学成就亦不容忽视，其诗文多散见于史籍与文集辑录中，风格沉雄刚健，富有谋略之气，体现出乱世中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政治抱负。 历代文人学者对司马懿的评价多集中于其政治权谋与历史功过，对其文学评价相对较少，但亦有可观之论。总体而言，评价呈现两极分化，褒贬并存，且随时代政治风气与史学观念变迁而变化。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评价 当时史家如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服膺儒教。”陈寿虽未直接评价其诗文，但对其“博学洽闻”的肯定，间接说明其文学修养。陈寿对司马懿总体持中性偏褒态度，认为其“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但亦承认其“天下奇才也”。 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提及：“魏文之才，洋洋清绮；陈思之藻，卓尔逸群……至于仲达（司马懿）之文，沉毅有度，言近旨远，非徒以辞取胜，实有经世之志。”此为较早对其文学风格作出正面评价，肯定其文风沉实、有经世致用之志。 二、唐代评价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司马懿“权倾人主，谋夺神器”，认为其“外忠内诈”，为后世篡位者开先例。但对司马懿的才略亦有肯定，称其“智略过人，应变无方”。文学方面，刘知几未直接评价其诗文，但唐代文人如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豪鹰毛崱屴，猛马气佶傈。截得青筼筜，骑走恣唐突。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又复容慕容，不是逢英物。仲达受巾车，羊公罢金谷。”其中“仲达受巾车”指司马懿装病避曹爽之事，李商隐以戏谑笔调提及，反映唐人对其权谋形象的普遍认知，但亦见其事迹在文人中广为流传，成为历史典故。 三、宋代评价 宋代史学兴盛，对司马懿的评价趋于批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多次批评司马懿“阴忍多诈”，称其“以诈取天下”，并借史臣之口评曰：“懿之篡魏，犹操之篡汉，然操犹能自将，懿则托疾以取之，其心术尤险。”司马光虽未否定其才能，但对其道德操守持否定态度。 然而，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及《志林》中则对司马懿的军事才能表示敬佩，称其“用兵如神，料敌如神”，并认为其诗文“有汉魏之风，不尚浮华”。苏轼虽未详引其文，但指出其文学风格质朴刚健，承续建安风骨。 黄庭坚在《书司马仲达帖后》中写道：“观其笔札，劲健如铁，有肃杀之气，非寻常文士所能及。其文如剑，其字如锋，盖胸中自有兵甲。”此评价将司马懿的书法与文章并论，认为其文风刚劲，具军人之质。 四、元代评价 元代文人多借历史抒怀，对司马懿的评价更具文学色彩。杨维桢在《铁崖古乐府》中作《司马懿》诗：“鹰视狼顾非忠臣，忍死高平陵下尘。一纸遗言托子师，晋室山河自此新。”此诗批判其篡逆，但亦承认其政治远见。 五、明代评价 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评价司马懿：“才足以定乱，智足以谋国，然心术不正，终启晋室之祸。”对其文学未多言，但认为其“文如其人，有阴鸷之气”。 李贽在《史纲评要》中则较为中立，称：“司马仲达，真英雄也。处乱世而不乱，临大敌而不惧。其文亦如其人，不事雕饰，而气骨凛然。”此为较正面评价其文学气质。 六、清代评价 清代考据学兴盛，对司马懿的评价更为理性。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深入分析司马懿的政治行为，认为其“非篡也，实救魏之将亡”，并指出：“懿之文，有汉魏遗风，其《征辽东》诸令，辞简意切，有王者之度。”王夫之肯定其文学中的政治气度与语言简练。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司马懿以孤臣而握重兵，能忍人所不能忍，故能成大事。其文亦沉郁顿挫，有忧患之思。”赵翼将文风与人格结合，认为其诗文体现乱世士大夫的深沉心境。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虽未专论司马懿，但指出：“史家之文，有以事见才者，有以言见志者。司马懿之文，多见于军令、奏疏，其言简而意远，有经纶之志，非徒文士之雕虫也。”此评价强调其文为实用之文，具政治功能。 七、近现代评价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称司马懿为“中国历史上最善于忍耐的政治家”，并指出：“其文虽不传于后世，然观《晋书》所载其诏令、奏议，皆条理分明，气势沉雄，有开国气象。”梁启超肯定其文的政治价值与历史地位。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司马氏之兴，非尽由权诈，实因魏室已衰，天下思定。司马懿以重臣掌兵，能镇乱局，其文亦见其志在安邦。”钱穆从历史大势角度为其正名，亦间接肯定其文学中的治国理念。 当代学者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司马懿虽以政治家著称，其诗文散见于史籍，多为军令、表奏、书疏，风格质朴刚健，语言精炼，体现建安以来‘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文学传统。其文虽不以藻饰见长，然有凛然之气，不失为汉魏之际重要文士之一。” 历代对司马懿的评价，多聚焦于其政治权谋与道德争议，其文学成就长期被其政治形象所掩盖。然自刘勰、苏轼、王夫之、梁启超至袁行霈等学者，均不同程度肯定其诗文风格：沉雄刚健、简练有力、有经世之志，承续汉魏风骨，具政治家之文的特质。其文不以辞采胜，而以气骨、谋略与实用见长，为三国时期不可忽视的文学声音。司马懿之文，实为“乱世之文”，其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更在于历史与人格的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