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天下大事的人，常常只关注困难的事情而忽视容易的事情，防备那些令人畏惧的隐患，却遗漏了看似不必怀疑的地方。然而，灾祸往往发生在被忽视的环节，动乱常常起源于那些被认为不足为虑的事情。难道是他们的思虑不够周全吗？其实，人们所能考虑到的，只是人事中应当如此的方面；而超出智力所能掌控的，则是天道。
秦朝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灭亡是因为诸侯强大，于是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自以为从此不再用兵，皇位可以世代相传，却不知汉高祖从平民中崛起，最终推翻了秦朝。汉朝吸取秦朝孤立无援的教训，大封同姓诸侯，以为血缘亲近可以永保江山，却引发七国之乱。汉武帝、汉宣帝以后，逐渐削弱诸侯势力，以为天下太平，不料王莽最终篡夺了汉朝政权。东汉光武帝鉴于西汉末年外戚专权，曹魏鉴于东汉宦官乱政，西晋又鉴于曹魏宗室衰弱，各自针对前朝灭亡的原因加以防备，但他们的灭亡，却都发生在他们防备之外。唐太宗听说有姓武的女子将杀害他的子孙，便在疑似之人中搜寻并铲除，却没想到武则天日日侍奉在他身边而未能察觉。宋太祖看到五代时期藩镇势力强大足以威胁皇权，于是解除将领兵权，使他们力量薄弱易于控制，却不知后世子孙最终受困于外敌。这些人都有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能，对治乱存亡的关键问题，思考得十分详尽，防备得十分周密。然而思虑集中于此时，祸患却兴起于彼处，最终导致混乱和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智慧可以用来谋划人事，却无法用来揣测天意。
高明的医生之子，常常死于疾病；高明的巫师之子，常常死于鬼怪。难道是他们善于救人却拙于保护自己的儿子吗？其实是因为他们善于谋划人事，却拙于揣测天道。古代的圣人知道天下后世的变乱，不是人的智慧和计谋所能周全，也不是权术所能控制的，因此不敢滥用私谋诡计，而是积累至诚之心，施行大德，以感化上天之心，使上天眷顾其德行，就像慈母保护婴儿一样不忍放手。所以，即使他们的子孙中有极其愚笨不肖、足以亡国的人，上天终究不忍心立刻使其灭亡。这才是深远的谋划。如果不能够以诚心大德感通上天，却想凭借有限的智慧去操控当世事务，并妄想后世永远没有危亡，这在道理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又岂是天道所允许的呢！
明朝诗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宁海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卒于明建文四年（1402年）。
他是明初著名学者、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被誉为“明初文章之首”，后世尊称其为“正学先生”。
方孝孺自幼聪慧，师从宋濂，深得其真传，学问渊博，尤精于经学、理学与古文。
他主张以儒家正统思想治国，强调道德教化与礼制秩序，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继承者和弘扬者。
建文帝即位后，方孝孺深受重用，任翰林侍讲学士，参与国政，协助推行“建文新政”，主张宽仁治国、减赋安民，力图革除洪武年间严刑峻法之弊。
在文学上，方孝孺以古文著称，其文章气势雄浑，逻辑严密，文风刚正不阿，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章应承载儒家伦理与政治理想。
其代表作如《深虑论》《豫让论》《逊志斋集》等，不仅展现其深厚的儒学修养，也体现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独立不阿的人格。
他的散文被后人推为“有宋六家之遗风”，在明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靖难之役爆发后，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即位为永乐帝。
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并当面斥责其篡位，被处以极刑，株连十族，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诛十族”惨案主角。
其刚烈气节震动后世，被视为忠臣与节士的典范。
历史地位方面，方孝孺不仅是明初理学的代表人物，更以其宁死不屈的精神成为儒家“忠、义、节”观念的象征。
明代中后期及清代，其人格与文章受到广泛推崇，黄宗羲称其为“有明诸儒之首”，《明史》评其“学术醇正，文章古劲，足以振起一代之风”。
其《逊志斋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影响深远。
方孝孺的生平与思想，体现了儒家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悲剧性实践。
他既是文学大家，更是道德楷模，其人格光辉与文章风骨，至今仍为后人所敬仰。
《深虑论》并非诗歌，而是一篇政论散文，以逻辑严密、气势磅礴著称。文章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层层推进，揭示“智可谋人，不可谋天”的深刻哲理。语言简练有力，论证环环相扣，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哲学思辨性，体现了方孝孺作为儒学大家的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