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君子立身处世、侍奉君主，既然被称为知己，就应当竭尽智慧谋略，忠诚劝告，用善道引导，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尚未发生时就维护安定，使自己保全、君主平安。活着成为名臣，死后成为忠魂，光辉流传百代，照耀史册，这才是真正的美德。如果遇到知己，不能在危难未发生时就扶持挽救，反而等到失败后捐躯丧命；以此沽名钓誉、惊世骇俗，在君子看来，都是不可取的。
我曾因此评论：豫让侍奉智伯，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声名显赫，连普通百姓都知道他是忠臣义士。唉！豫让的死固然忠诚，可惜他选择赴死的方式却有不忠之处——为什么？看他漆身吞炭，对朋友说：“我所做的事极难，是要让后世做臣子却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难道不算忠吗？但看他后来斩衣三跃，赵襄子责备他为何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只为智伯而死。豫让回答说：“中行氏以普通人待我，我就以普通人回报他；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就以国士回报他。”由此看来，豫让仍留有遗憾。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未听说以国士相待；但段规、任章却极力劝说他们的君主答应智伯的要求，割地给他，以助长其骄志，加速其灭亡。郄疵侍奉智伯，也未曾被以国士相待；但他能察觉韩、魏的意图而劝谏智伯。虽然建议未被采纳导致灭亡，但郄疵的智慧和忠告，已无愧于心。
豫让既然自称智伯以国士待他，那么“国士”就是能拯救国家的人。当智伯贪得无厌地索要土地、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正应尽力进言，恳切地劝告说：“诸侯大夫各守本分，不相侵夺，这是古制。如今无故夺人土地，别人不给，我们就会生怒；给了，我们就会生骄。怒则争斗，斗则失败；骄则傲慢，傲则灭亡。”诚恳劝谏，一次不听，再劝；再不听，三劝。三劝仍不听，就把那伏剑自刎的死亡，用在这一天。智伯即使愚顽，也会被他的至诚感动，或许能醒悟，与韩、魏和解，解除对赵的围困，保全智氏宗族，守住祭祀。如此，豫让虽死犹生，岂不比斩衣而死更有价值？而豫让在此时，竟无一语启发君主，眼看智伯危亡，如同越人看待秦人的贫富一样漠不关心。袖手旁观，坐等成败，这样的“国士”之报，难道是这样的吗？智伯死后，他才因一时血气之愤，甘心沦为刺客一流。这哪里值得称道！哪里值得称道！
虽然如此，按“国士”的标准来看，豫让本来就不够格；而那些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成了君臣，厚颜自得的人，更是连豫让都不如的罪人啊！唉！
明朝诗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宁海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卒于明建文四年（1402年）。
他是明初著名学者、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被誉为“明初文章之首”，后世尊称其为“正学先生”。
方孝孺自幼聪慧，师从宋濂，深得其真传，学问渊博，尤精于经学、理学与古文。
他主张以儒家正统思想治国，强调道德教化与礼制秩序，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继承者和弘扬者。
建文帝即位后，方孝孺深受重用，任翰林侍讲学士，参与国政，协助推行“建文新政”，主张宽仁治国、减赋安民，力图革除洪武年间严刑峻法之弊。
在文学上，方孝孺以古文著称，其文章气势雄浑，逻辑严密，文风刚正不阿，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章应承载儒家伦理与政治理想。
其代表作如《深虑论》《豫让论》《逊志斋集》等，不仅展现其深厚的儒学修养，也体现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独立不阿的人格。
他的散文被后人推为“有宋六家之遗风”，在明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靖难之役爆发后，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即位为永乐帝。
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并当面斥责其篡位，被处以极刑，株连十族，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诛十族”惨案主角。
其刚烈气节震动后世，被视为忠臣与节士的典范。
历史地位方面，方孝孺不仅是明初理学的代表人物，更以其宁死不屈的精神成为儒家“忠、义、节”观念的象征。
明代中后期及清代，其人格与文章受到广泛推崇，黄宗羲称其为“有明诸儒之首”，《明史》评其“学术醇正，文章古劲，足以振起一代之风”。
其《逊志斋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影响深远。
方孝孺的生平与思想，体现了儒家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悲剧性实践。
他既是文学大家，更是道德楷模，其人格光辉与文章风骨，至今仍为后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