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生因暑热难耐，夜里睡在细葛布做的蚊帐里，童子拿着大扇在他面前扇风，他很快便睡着了。过了一会儿，童子也睡着了，把扇子丢在一旁靠着床，鼾声如雷。天台生惊醒，以为是风雨将至，便抱膝而坐。不久，耳边传来嗡嗡的飞鸣声，像唱歌又像诉说，像怨恨又像思慕，叮咬他的手臂、刺入皮肉、扑打大腿、叮咬面颊。他毛发倒竖，肌肉颤抖，双手拍打，手掌湿得如同出汗。拿手一闻，满是血腥味。他大惊失色，不知所措，便踢醒童子，喊道：“我被东西折磨，快起来点灯照看！”灯点亮后，蚊帐被掀开，数千只蚊子聚集在帐边，见光后乱飞乱撞，像蚂蚁苍蝇一般，尖嘴鼓腹，肚子胀得通红。天台生责骂童子说：“这不是我的血吗？你太不小心，掀开蚊帐把它们放进来了。再说它们是异类，即使防范得再严密，又怎能真正害人？”童子拔来蒿草捆成束，点燃一端，浓烟升腾，左右挥舞，绕床几圈，把蚊子赶出门外，然后对天台生说：“可以睡了，蚊子已经赶走了。”天台生于是拂去席子准备睡觉，却仰天叹息道：“上天为何要生出这种微小之物来毒害人呢？”童子听了，哑然失笑，说：“您为何对自己如此宽厚，却对上天如此苛责呢？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交融，赋予形体、接受本质，人和物由此区分。大的如犀牛大象，怪的如蛟龙，凶猛的如虎豹，温顺的如麋鹿猿猴，有羽毛的是飞禽走兽，无羽毛的是人类和虫类，无不各有其生存之道。虽然形体大小长短不同，但寄寓于天地之间这一点是相同的。从我们自身来看，人尊贵而物低贱；但从天地来看，究竟谁贵谁贱呢？如今人自以尊贵，称雄于世，水陆生物，凡有生命的，无不设网罗、布陷阱，山中进贡，海中捕捞，青蛙蛤蟆难逃厄运，鸿雁也无法藏身。人吃万物，可谓过分，难道万物就不能吃人吗？今晚蚊子叮咬一口，您就呼天喊地；假如那些被人吃的动物也都向天哭诉，上天惩罚人类，又该如何？再说，物吃人，人吃物，本是异类相食，尚可言说。而蚊子尚且畏惧谨慎，白天不敢露面，趁人看不见、困倦时偷偷叮咬。可如今有些人，与同类一样吃饭喝水，娶妻生子，衣冠楚楚，外表无异。却在白天公然欺凌同类，吸人脂膏、啃人脑髓，使他们饿死荒野、流离失所，呼天抢地之声此起彼伏，却无人怜悯。如今您被蚊子叮咬就寝不安稳，听到同类相残却无动于衷，这难道是君子先人后己的品德吗？”天台生听后，把枕头扔到地上，捶胸叹息，披衣出门，整夜坐着沉思。
明朝诗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宁海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卒于明建文四年（1402年）。
他是明初著名学者、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被誉为“明初文章之首”，后世尊称其为“正学先生”。
方孝孺自幼聪慧，师从宋濂，深得其真传，学问渊博，尤精于经学、理学与古文。
他主张以儒家正统思想治国，强调道德教化与礼制秩序，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继承者和弘扬者。
建文帝即位后，方孝孺深受重用，任翰林侍讲学士，参与国政，协助推行“建文新政”，主张宽仁治国、减赋安民，力图革除洪武年间严刑峻法之弊。
在文学上，方孝孺以古文著称，其文章气势雄浑，逻辑严密，文风刚正不阿，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章应承载儒家伦理与政治理想。
其代表作如《深虑论》《豫让论》《逊志斋集》等，不仅展现其深厚的儒学修养，也体现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独立不阿的人格。
他的散文被后人推为“有宋六家之遗风”，在明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靖难之役爆发后，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即位为永乐帝。
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并当面斥责其篡位，被处以极刑，株连十族，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诛十族”惨案主角。
其刚烈气节震动后世，被视为忠臣与节士的典范。
历史地位方面，方孝孺不仅是明初理学的代表人物，更以其宁死不屈的精神成为儒家“忠、义、节”观念的象征。
明代中后期及清代，其人格与文章受到广泛推崇，黄宗羲称其为“有明诸儒之首”，《明史》评其“学术醇正，文章古劲，足以振起一代之风”。
其《逊志斋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影响深远。
方孝孺的生平与思想，体现了儒家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悲剧性实践。
他既是文学大家，更是道德楷模，其人格光辉与文章风骨，至今仍为后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