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徐健庵先生，在住宅后面建造了一座七间屋的楼，时常命工匠砍木制作书橱，收藏了数万卷书籍，按经、史、子、集四类分类存放。经部附有传注、义疏类书籍，史部附有日记、家谱、地方志、野史等书，子部附有占卜、医药之书，集部附有乐府、词集等书。共制作了七十二个书橱，分类编排，井然有序，白色标签，浅黄书套，打开锁钥，光彩焕然。于是先生召集儿子们登上此楼，告诫他们说：“我拿什么传给你们呢？我们徐家先祖，原本以清白家风起家，我自幼耳濡目染，早已习以为常。我曾感慨，做父祖的人，总想传下田地财产，但子孙未必能长久富有；想传下金玉珍宝、鼎彝酒器，子孙也未必能长久珍视；想传下园林池台、歌舞车马，子孙也未必能长久享受其娱乐。我正以此为鉴，那么我拿什么传给你们呢？”于是指着书，欣然笑道：“我所要传的，只有这些了！”于是将楼命名为“传是”，并请我作记。我因年老多病未能及时撰写，先生多次来信催促，最后我回信说：
“书籍的遭遇真是多灾多难啊！自汉代以来，君主常靠重赏求购书籍，其下的名公贵卿也常以重金购买；有的亲自抄写，或命书吏抄录。然而聚集不久，往往又散失殆尽，由此可见藏书之难。但我认为，藏书的难不如守书的难，守书的难不如读书的难，尤其不如亲身实践、心有所得的难。所以，藏书而不守护，等于没藏；守书而不阅读，等于没守。即使读了书，如果言行不一，心口相违，只采撷表面文辞而忽略实质，这便是死记硬背、哗众取宠的学问，与不读书又有什么区别呢？”
“古代善于读书的人，始于广博，终于精约。广博不是为了炫耀才学，精约也不是固守残缺、安于浅陋。善于读书的人，以性命修养为根基，以成就事业为终极目标，顺流溯源，无所不探；明晓根本以用于实际，无所不通。尊重所闻，践行所知，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能做到这样吗？”
“如今健庵先生已将书中所得，上为天子所器重，次为朝中士大夫所效法，借此润饰国家大业，弘扬美好使命，已绰绰有余。又以此教导子孙，使他们接连考中高科，担任显职，名扬当世。我于是深深感叹，读书的益处真是宏大啊！遵循这条道路，即使世代相传，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至于我汪琬，则无法参与此事了。平生资质愚钝，才学低下，苦于有书而不能读。到了晚年，又隐居于穷乡僻壤，见闻浅陋，旧学荒废，本不足以撰写此楼之记。不得已勉强应承先生之命，姑且写几句话回复，先生是否会宽恕我的年老昏聩呢？”
明末清初诗人
汪琬，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字玉甫，号钝庵，又号尧峰，江苏吴县人。
他生于明朝万历年间，卒于清康熙年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的更迭，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变革。
汪琬自幼聪明好学，博闻强记，早年以文学才华闻名乡里。
明末，他曾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中，遂放弃仕途，专心文学创作。
清初，他被荐举入仕，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等职，但不久后便辞官归隐，专心著述。
汪琬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方面，尤其是山水游记和记叙文。
他的散文风格清新自然，语言流畅，富有生活气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他的游记如《游黄山记》、《游雁荡山记》等，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抒发了作者的豪情壮志，被誉为明代游记文学的代表作。
他的记叙文如《柳敬亭传》、《李贺小传》等，以生动的叙述展现了历史人物的风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汪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他继承和发扬了明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散文创作，既继承了明代散文的平实自然，又吸收了宋代散文的婉约清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对清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汪琬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成就卓著，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