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南北奔走，常承蒙朋友推举为年长者，向我请教学问，我实在如同盲人问道，心中惭愧。我私下感叹，近一百多年来所谓的学者，常常空谈心性，我对此感到茫然不解。孔子很少谈论“命”与“仁”，子贡也说从未听过老师讲“性与天道”。《易传》虽论性命之理，但孔子并不常对人讲。他教导士人，说的是“立身行事要有羞耻之心”；论治学，则说“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求知”；与弟子谈论，提到尧舜相传的“危微精一”之说，也只是说“诚实地执守中道，否则四海困穷，天命终结”。唉！圣人治学的路径，是多么平实而可遵循啊！所以说：“从下学人事而通达天道。”颜回接近圣人之境，仍说“用文献来丰富我”。孔子告诉鲁哀公，阐明善道在于功效，首先强调博学。从曾子以下，最笃实无华的莫过于子夏，他谈“仁”，说的是“广博学习、坚定志向、恳切发问、就近思考”。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聚集门徒数十上百人，“好比草木，各有类别”，却一概教他们空谈心性，舍弃博学多识，去追求所谓的“一贯之道”，对百姓困苦不闻不问，整天讲“危微精一”之类的玄妙之说，这必定是认为自己的道高于孔子，门徒胜过子贡，跳过孔子直接继承尧舜的心传。我不敢认同。
《孟子》一书，虽然也常讲心性，但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等人所问，孟子所答，多关乎出仕与隐退、去就取舍、辞让与接受、获取与给予等实际问题。像伊尹这样的元圣，辅佐尧舜成就盛德大功，其根本却在于“即使千乘之富，若非道义所得，一介不取”。伯夷、伊尹与孔子不同，但他们与孔子相同之处在于“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肯”。所以，“性”“命”“天”，孔子很少讲，如今君子却常讲；而出仕去就、辞受取予等实际问题，孔孟常讲，如今君子却很少讲。说“忠”“清”未达到“仁”，却不知道不忠不清之人根本谈不上仁；说“不嫉妒、不贪求”不足以尽道，却不知道终身嫉妒贪求之人根本谈不上道。我不敢认同。
我所理解的圣人之道是怎样的呢？一是“广博学习文献”，二是“立身行事要有羞耻之心”。从个人到天下国家，都是学习的具体事务；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往来、辞让、取舍，都要以羞耻之心来对待。羞耻心对人太重要了！不以粗衣劣食为耻，而以普通百姓不能蒙受恩泽为耻，所以说：“万物都为我所具备，反求诸己而诚心诚意。”
唉！士人若不首先讲羞耻，就是没有根本的人；不爱好古代文化、不广博见闻，就是空虚的学问。没有根本的人，讲空虚的学问，我看他们越是努力追求圣人之道，反而离得越远。虽然这些话我不敢轻易说出口，
明末清初诗人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与王夫之、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他的一生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动荡时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炎武出生于江苏昆山一个书香门第，自幼聪明好学，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青年时期曾参加科举考试，但因时局动荡而未能取得功名。
明朝灭亡后，他坚持不仕清朝，隐居乡间，专心治学。
顾炎武学识渊博，涉猎广泛。
在经学方面，他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空谈义理。
他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史学方面，他重视实地考察，注重实证，开创了明清之际的“实学”风气。
他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为后来的地理学、方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顾炎武还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主张“因声求义”，强调语音与意义的联系。
他的《音学五书》对后世的音韵学、方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他还是一位地理学家，他的《肇域志》等著作，对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顾炎武的历史地位在于他开创了明清之际的实学风气，他的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坚持民族气节，不仕清朝，体现了他的高尚品格。
他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使他成为明末清初学术界的领军人物，被后人尊称为“亭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