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惺

钟惺，字伯敬，号退谷，明代晚期著名文学家、诗文批评家，与谭元春并称“钟谭”，为竟陵派代表人物。其生活于明万历至天启年间（1574—1624），出身湖北竟陵（今湖北天门），曾任福建提学佥事等职，后辞官归隐，专事著述与讲学。钟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体现于他对晚明文风的革新尝试，尤以《诗归》的编纂与竟陵派的文学主张影响深远。 历代文人学者对钟惺的评价褒贬不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差异与学派立场。 明代同时代文人评价： 钟惺在世时，其文学主张即引发争议。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批评钟、谭“以幽深孤峭为宗，欲以奇崛排奡之调，矫王（世贞）李（攀龙）之失，而矫枉过正，走入枯禅寂灭一路”，认为其文风“佶屈聱牙，如入山阴道上，使人厌不欲读”。钱氏虽承认钟惺“才情秀逸”，但指责其“刻意求新，反堕魔道”，对竟陵派“以僻涩为古，以尖新为奇”的倾向极为不满。 然而，亦有支持者。谭元春作为其挚友与合作者，在《诗归序》中称钟惺“识力深透，能抉古人之幽”，推崇其“以性灵求古人之真性情”，认为钟惺之学“非剿袭，非模仿，直从胸中流出”。竟陵派门人及追随者如蔡复一、刘侗等，皆称其“文有奇气”“诗入幽境”。 清初文人评价： 清初文坛对钟惺多持批判态度，尤以“唐宋派”与“桐城派”前驱为代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虽未专论钟惺，但指出晚明“文以载道”之衰，钟谭之文“务求奇诡，离经叛道”，有悖儒家正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竟陵派“以空疏为高，以穿凿为古”，认为其“坏天下之文章”。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评价钟惺诗“刻意求工，反失自然”，称其“以冷字、僻字、险字为工，如寒虫孤鹤，虽清不永”，虽肯定其“能于古人幽微处见性情”，但总体认为“失温柔敦厚之教”。 然而，亦有持平之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承认钟惺“诗有孤怀逸趣”，其五言古诗“清迥自异，不落凡近”，虽“有时过求幽峭，致伤大雅”，然“不可谓无见地”。他评价《诗归》：“选诗能发前人所未发，于汉魏六朝及唐人中，抉其幽渺之致，有功于诗教。” 清代中期至晚清评价：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诗归》：“其书以钟惺、谭元春二人共定，主于标举幽深孤峭，以矫王、李之模拟，然矫枉过直，务求险怪，遂至僻涩不可解。”又谓钟惺“文多幽峭之致，而失之佻巧；诗多孤怀之思，而失之枯寂”。四库馆臣总体否定竟陵派，认为其“开明末纤仄之风，为世诟病”。 但乾嘉学者中亦有肯定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虽批评竟陵派“太冷”，但承认“钟伯敬之才，实出公安之上”，认为其“能于冷处见真性情”，并引其诗句“月出东斗，好风相从”赞其“意境空灵”。 晚清以降，评价趋于多元。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指出：“竟陵之文，以幽深孤峭为宗，其弊也僻；然其求古人之真性情，不徒摹其貌，亦一时矫枉之思。”认为钟惺“识力深锐，能破七子之藩篱”。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虽未直接论钟惺，但论及“境界”时，间接肯定其“能于寻常景物中见幽微之思”，与“有我之境”相合。 现代学者评价： 20世纪以来，钟惺研究渐趋深入。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评价钟惺“以性灵为宗，以幽深为尚，实开清人‘性灵派’之先河”，认为其“求古人之真，不徒袭其形，此其识力过人处”。他亦指出其“有时以艰深文浅陋，反失自然”，但总体上“在明末文坛，实为异军突起”。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强调性灵与幽情单绪，反对复古派的模拟，也不同于公安派的浅率。其诗文追求幽深孤峭，虽不免有晦涩之弊，但对打破拟古风气、推动文学个性化有一定贡献。” 张岱年等学者认为，钟惺的文学观体现了晚明心学影响下的个体意识觉醒，其“求古人真性情”之说，实为对文学主体性的探索，具有思想史意义。 钟惺作为竟陵派领袖，其文学主张以“性灵”“幽深”“孤峭”为核心，旨在矫正前后七子拟古之弊，亦不满公安派之浅率。他通过《诗归》的选评，系统提出“以心求心”的批评方法，强调读者与作者精神之契合，推动了文学批评向主体性、个性化方向发展。 其诗文创作多写孤怀逸思，语言清冷幽邃，意境空灵，尤以五言古诗与小品文成就最高。然因刻意求奇、好用冷僻字词，亦遭“佻巧”“枯寂”“晦涩”之讥。 历代评价虽以批评为主，尤其清代主流文坛多贬其“坏文章之正脉”，但现代学术普遍认为，钟惺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贡献大于其创作成就。他是晚明文学由复古向性灵过渡的关键人物，其“求古人之真”的理念，影响了清代性灵派（如袁枚）乃至近代文学批评的走向。 钟惺之得失，正体现文学革新之艰难：矫枉过正，虽成一时之弊，却为后世开辟新境。其历史地位，正如钱钟书所言：“非无病呻吟，实有深哀寄托；非刻意求怪，乃孤怀独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