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简介
干宝，字令升，东晋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志怪小说家，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祖籍新蔡（今河南新蔡）或吴县（今江苏苏州），后定居于今浙江海宁。干宝出身官宦世家，少时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尤精于天文、历法、阴阳五行之学。西晋末年，因战乱南渡，仕于东晋，历任山阴令、始安太守、司徒右长史、散骑常侍等职，官至中书监，参与国史编修，深得朝廷信任。
干宝最为后世称道的文学成就是其志怪小说集《搜神记》。该书共三十卷，今存二十卷，收录自上古至汉晋时期的神仙、鬼怪、精魅、灵异、报应、感应等故事四百余篇，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不仅保存了大量民间传说和原始宗教信仰，还通过奇幻叙事反映社会现实、伦理观念与人生哲理，语言简练，情节生动，对后世小说、戏曲、民间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曾评价其“记神仙鬼怪之事，而亦寓劝善惩恶之旨”，并认为《搜神记》为唐传奇之先河。
除《搜神记》外，干宝还著有《晋纪》二十卷，为编年体晋代史书，记西晋史事，时称“良史”，惜已散佚，部分内容见于《文选》注及《太平御览》等类书引文。其史学成就亦受刘知几《史通》肯定，誉为“直而能婉”。
干宝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以史笔写小说，开创了志怪小说系统化、文学化的先河，推动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发展。其“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宗旨，既体现时代对超自然现象的信仰，也蕴含儒家伦理教化思想，成为后世神魔小说与志怪传统的源头之一。干宝因此被尊为中国志怪小说的奠基人，其《搜神记》被誉为“志怪之祖”，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字号
干常侍
朝代
东晋
称号
史学家
雅号
史学家
人物生平
干宝人生轨迹时间线（东晋时期）
约西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年）
出生，籍贯为新蔡（今河南新蔡），具体生年不详。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干莹曾任丹阳丞，家学渊源深厚。
西晋末年至东晋初（约300-317年）
经历西晋末年的动荡与战乱，可能亲历永嘉之乱（311年），目睹社会巨变，为其日后关注鬼神、因果、志怪题材埋下伏笔。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
东晋建立，干宝入仕，初任佐著作郎（掌管文献修撰的官职），开始参与官方史学工作。
东晋元帝大兴初年（约318-321年）
被任命为史官，参与国史编修，负责整理与撰述东晋开国历史。因学识渊博、文才出众，受到朝廷重视。
约东晋元帝永昌年间（322-323年）
因家族或政治原因，一度被贬为山阴令（今浙江绍兴），后迁为司徒右长史，再转太子中舍人，参与东宫事务，侍讲太子。
东晋明帝太宁年间（323-326年）
受晋明帝信任，擢升为散骑常侍，兼领国史编修。此时开始系统整理民间传说、神怪故事，着手创作《搜神记》。
东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年）
创作高峰期，完成志怪小说集《搜神记》的编撰。该书收录大量民间鬼神、精怪、因果报应、异闻传说，旨在“发明神道之不诬”，即证明鬼神之事并非虚构，具有劝善惩恶的社会教化功能。《搜神记》成为中国志怪小说的奠基之作，影响后世《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
东晋成帝咸康年间（335-342年）
官至尚书郎、散骑常侍，继续参与朝廷文书与史事记录。晚年仍致力于文献整理与著述，可能修订或补充《搜神记》。
东晋穆帝永和年间（约345-356年）
晚年事迹不详，可能退居乡里，专注于学术与写作。卒年不详，约在此时期前后。
后世影响（东晋以后）
《搜神记》在南北朝、唐、宋时期广为流传，被《隋书·经籍志》著录，列为小说家类。唐代《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大量引用其内容。干宝被后世尊为“志怪之祖”，其思想融合儒家教化与民间信仰，对中古文学、宗教与民俗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备注：
干宝生平史料主要见于《晋书·干宝传》《建康实录》等，记载简略，生卒年不详，官职变迁多据史书推断。其人生轨迹集中于东晋初年，以史官身份入仕，以《搜神记》名世，是中国古代志怪文学的代表人物。
宋定伯捉鬼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
夜行逢鬼。
问之，
鬼言：“我是鬼。
”鬼问：“汝复谁？
”定伯诳之，
言：“我亦鬼。
”鬼问：“欲至何所？
”答曰：“欲至宛市。
”鬼言：“我亦欲至宛市。
”遂行。 数里，
鬼言：“步行太亟，
可共递相担，
何如？
”定伯曰：“大善。
”鬼便先担定伯数里。
鬼言：“卿太重，
将非鬼也？
”定伯言：“我新鬼，
故身重耳。
”定伯因复担鬼，
鬼略无重。
如是再三。
定伯复言：“我新鬼，
不知有何所畏忌？
”鬼答言：“惟不喜人唾。
”于是共行。
道遇水，
定伯令鬼先渡，
听之，
了然无声音。
定伯自渡，
漕漼作声。
鬼复言：“何以作声？
”定伯曰：“新死，
不习渡水故耳，
勿怪吾也。
” 行欲至宛市，
定伯便担鬼著肩上，
急持之。
鬼大呼，
声咋咋然，
索下，
不复听之。
径至宛市中下著地，
化为一羊，
便卖之恐其变化，
唾之。
得钱千五百，
乃去。
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文。
”
李寄斩蛇
东越闽中有庸岭，
高数十里，
其十北隰中有大蛇，
长七八丈，
大十余围。
土俗常惧。
东冶罪尉及故城长吏，
多有死者。
祭以牛羊，
故不得祸。
或与人梦，
或下谕巫祝，
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
罪尉、
令、
长并共患之。
然气厉不息。
共请求人家生婢子，
兼有罪家女养之。
至八月朝祭，
送蛇穴口，
蛇出吞啮之。
累年如此，
巳用九女。 尔时预复募索，
未得其女。
将乐县李诞，
家有六女，
无男。
其小女名寄，
应募欲行。
父母不听。
寄曰：“父母无相，
惟生六女，
无有一男，
虽有如无。
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
既不能供养，
徒费衣食，
生无所益，
不如早死。
卖寄之身，
可得少钱，
以供父母，
岂不善耶！
”父母慈怜，
终不听去。
寄自潜行，
不可禁止。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
至八月朝，
便诣庙中坐，
怀剑将犬。
先将数石米餈，
用蜜麨灌之，
以置穴口。
蛇便出，
头大如囷，
目如二尺镜，
闻餈香气，
先啖食之。
寄便放犬，
犬就啮咋，
寄从后斫得数创。
疮痛急，
蛇因踊出，
至庭而死。
寄入视穴，
得九女髑髅，
悉举出，
咤言曰：“汝曹怯弱，
为蛇所食，
甚可哀愍！
”于是寄乃缓步而归。 越王闻之，
聘寄女为后，
指其父为将乐令，
母及姊皆有赏赐。
自是东冶无复妖邪之物。
其歌谣至今存焉。
三王墓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汝剑，
三年妻成。
王怒，
欲杀之。
剑有雌雄。
其妻重身当产。
夫语妻曰：“吾为王汝剑，
三年妻成。
王怒，
往必杀我。
汝若生子是男，
大，
告之曰：‘出户望南山，
松生石上，
剑在其背。
’”雌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
王大怒，
使相之。
剑有二，
一雄一雌，
雌来雄不来。
王怒，
即杀之。 莫邪子名赤，
比后壮，
妻问其母曰：“吾父所在？
”母曰：“汝父为楚王汝剑，
三年妻成。
王怒，
杀之。
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
松生石上，
剑在其背。
’”雌是子出户南望，
不见有山，
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
即以斧破其背，
得剑，
日夜思欲报楚王。 王梦见一儿，
眉间广尺，
言欲报雠。
王即购之千金。
儿闻之亡去，
入山行歌。
客有逢者，
谓：“子年少，
何哭之甚悲耶？
”曰：“吾干将莫邪子也，
楚王杀吾父，
吾欲报之。
”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
将子头与剑来，
为子报之。
”儿曰：“幸甚！
”即自刎，
两手捧头及剑奉之，
立僵。
客曰：“不负子也。
”雌是尸妻仆。 客持头往见楚王，
王大喜。
客曰：“此妻勇士头也，
当雌汤镬煮之。
”王如其言煮头，
三日三夕不烂。
头踔出汤中，
踬目大怒。
客曰：“此儿头不烂，
愿王自往临视之，
是必烂也。
”王即临之。
客以剑拟王，
王头随堕汤中，
客亦自拟己头，
头复坠汤中。
三首俱烂，
不可识别。
妻分其汤肉葬之，
故通名三王墓。
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少女化蚕
旧说太古之时，
有大人远征，
家无余人，
唯有一女。
牡马一匹，
女亲养之。
穷居幽处，
思念其父，
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
吾将嫁汝。
”马既承此言，
乃绝缰而去。
径至父所。
父见马，
惊喜，
因取而乘之。
马望所自来，
悲鸣不已。
父曰：“此马无事如此，
我家得无有故乎？
”亟乘以归。 为畜生有非常之情，
故厚加刍养。
马不肯食。
每见女出入，
辄喜怒奋击。
如此非一。
父怪之，
密以问女，
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
”父曰：“勿言。
恐辱家门。
且莫出入。
”于是伏弩射杀之。
暴皮于庭。 父行，
女以邻女于皮所戏，
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
而欲取人为妇耶！
招此屠剥，
如何自苦！
”言未及竟，
马皮蹶然而起，
卷女以行。
邻女忙怕，
不敢救之。
走告其父。
父还求索，
已出失之。 后经数日，
得于大树枝间，
女及马皮，
尽化为蚕，
而绩于树上。
其蠒纶理厚大，
异于常蚕。
邻妇取而养之。
其收数倍。
因名其树曰桑。
桑者，
丧也。
由斯百姓竞种之，
今世所养是也。
《搜神记》
嫦娥奔月
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
嫦娥窃之以奔月，
将往，
枚筮之于有黄。
有黄占之曰：“吉。
翩翩归妹，
独将西行。
逢天晦芒，
毋恐毋惊。
后且大昌。
”嫦娥遂托身于月，
是为“蟾蠩”。
定伯卖鬼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
夜行逢鬼。
问曰：“谁？
”鬼言：“鬼也。
”鬼问：“汝复谁？
”定伯诳之，
言：“我亦鬼。
”鬼问：“欲至何所？
”答曰：“欲至宛市。
”鬼言：“我亦欲至宛市。
”遂行数里。 鬼言：“步行太亟，
可共递相担也。
”定伯曰：“大善。
”鬼便先担定伯数里。
鬼言：“卿太重，
将非鬼也？
”定伯言：“我新鬼，
故身重耳。
”定伯因复担鬼，
鬼略无重。
如是再三。 定伯复言：“我新鬼，
不知有何所畏忌？
”鬼答言：“惟不喜人唾。
”于是共行。
道遇水，
定伯令鬼先渡，
听之，
了然无声音。
定伯自渡，
漕漼作声。
鬼复言：“何以作声？
”定伯曰：“新鬼，
不习渡水故耳，
勿怪吾也。
” 行欲至宛市，
定伯便担鬼著肩上，
急持之。
鬼大呼，
声咋咋然，
索下，
不复听之。
径至宛市中。
下著地，
化为一羊，
便卖之。
恐其变化，
唾之。
得钱千五百，
乃去。
历史评价
干
干宝，字令升，东晋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志怪小说开创者之一，尤以《搜神记》闻名于世，对中国古代小说、志怪文学及史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历代文人学者对干宝的评价多集中于其史学成就、文学贡献及思想价值，具体如下：
唐
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称：“若刘向《列仙》、葛洪《神仙》、干宝《搜神》、任昉《述异》，此之谓‘琐言’者也，以博采异闻，足资谈柄。”肯定其《搜神记》在史料采摭与异闻汇录方面的价值，虽归为“琐言”，但承认其“足资谈柄”，即在文人谈资与志趣表达上的作用。同时，唐代佛教盛行，部分学者对志怪持保留态度，但干宝之书仍被广泛传抄，足见其影响力。
宋
宋代学者对干宝的评价趋于理性与学术化。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多次引用《搜神记》，称其“多载前代遗事，间有可考者”，认为其中虽多神怪，但“未必全无根据”，肯定其史料价值。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则批评“干宝所记，多涉荒诞”，但亦承认其“欲以劝善惩恶，亦存教化之意”，指出干宝著述本意在于“明神道之不诬”，具有伦理教化功能。宋代文人如苏洵、苏轼父子亦曾引用《搜神记》典故，显示其在文学中的渗透。
元
元代文人重实用，对志怪类作品评价较低，但干宝因兼具史官身份，仍被部分学者尊重。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干宝“以史才著书，虽涉怪诞，然其文简洁有法度”，肯定其文笔与史笔的结合。元代杂剧、平话兴起，《搜神记》中的故事（如“董永”“东海孝妇”）成为戏曲蓝本，间接提升了干宝的文学地位。
明
明代复古派文人如李梦阳、何景明重经史而轻小说，对《搜神记》评价不高。但公安派、竟陵派文人如袁宏道、钟惺则推崇其“奇情异致”，钟惺在《史怀》中称：“干宝《搜神》，非徒志怪，实有深意于其间。鬼神之说，所以补礼教之穷。”认为其借神怪以抒发现实批判，具有社会功能。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更明确指出：“干宝《搜神记》，志怪之祖也。”首次将其定位为“志怪小说之祖”，确立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开创地位。
清
清代考据学盛行，学者多从文献学、版本学角度研究《搜神记》。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搜神记》二十卷，晋干宝撰。所记皆神怪之说，然皆采自古书，非尽凿空。其文简洁，有汉魏之风。”肯定其“采自古书”的文献价值，并赞其文风古朴。阮元、王谟等辑录《搜神记》佚文，致力于校勘整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进一步指出：“干宝以史官之笔，记幽冥之事，其意不在炫奇，而在‘发明神道之不诬’，实有补于世道人心。”强调其著述的道德关怀与社会功能。
近
近现代评价：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高度评价干宝：“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最有名者，为干宝之《搜神记》。”并指出：“干宝意在劝善惩恶，故其书虽多荒诞，而结构完整，叙事有法，实为中国小说之滥觞。”鲁迅将干宝视为中国志怪小说与小说文体的奠基人。
现代学者如刘叶秋、袁行霈、李剑国等亦指出，干宝不仅是中国志怪小说的开创者，更是“实录”精神的继承者。其“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写作宗旨，融合史官意识与民间信仰，使《搜神记》兼具史料性、文学性与思想性。李剑国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中称：“干宝以史笔为小说，开后世传奇、志怪之先河，实为中国小说史之开山祖师。”
总结历代评价：
干宝作为东晋史学家与文学家，其历史地位由最初被视作“志异”之流，逐渐被提升至“志怪之祖”“小说之滥觞”的高度。历代评价从唐代的“足资谈柄”，到宋代的“劝善惩恶”，再到明代的“深意存焉”，清代的“文简有法”，直至现代的“小说开山”，呈现出由轻视到重视、由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其《搜神记》不仅保存了大量古代神话、传说、民俗资料，更以其“实录”精神与文学叙事，深刻影响了中国小说、戏曲乃至民间信仰的发展。干宝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交汇点上的一位关键人物，其历史贡献得到广泛承认。